《马大夫的诊所》是一部由丛峰执导，纪录片主演的一部中国大陆类型的电影，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观众的观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一)：无望中的希望
无聊的下午翻纪录片，觉得这样一个缩影式的片名，应该蛮有噱头
影片时间很长，讲了很多琐碎的问题，背后无疑是贫穷、没有知识、更太不上什么懂法，想上访见领导，被村领导忽悠，告诉他们给发钱，要老老实实呆着。村民们很安分的守着，等来的确实远去的小汽车。
想到了前年去世的大姨，老实又倔强的妇女，没什么知识又脾气很大，冲动，碰上性格狭隘阴暗的姨夫，一辈子挨打受气，干活捞了一身病去世了
还有，这部电影感觉不能太关注自己的内心，关注外面真的更有力量
有机会可以不定期去偏远地区看看，而不是因为一时热血和浑身鸡汤。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二)：并不遥远
见过农村 但貌似没有如此贫穷；对于片中的人物形象，头脑中还能荡起很多的回映~
偏激的咒骂城市化进程的环境有点极端的左派思想，认同城市化进程中的部分作为~
反思了这时代的车轮的公正，但有人在车上，有人在车下，城市周边的乡村获得了好处，但南方的小渔村可能多数人永久失去了自己的土地，但组织者对相对公平下的绝对公平并没有梦幻般的追求，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呈现出的面貌给个体的感受便是急功近利了吧~
历史在进展中总是钟摆式的，不容易把控，这可以作为托词~
或许有一天，成长的速度是能够控制住的，不至于拔节过猛伤筋动骨，虽然伤痛可以痊愈，但毕竟记忆是不会消弭的~
不管怎么样，
福字的镜子，黑灰的水壶，旧桌椅，说不上来名称的帽子，特闹吃饭时桌下的狗狗，都会潜藏在温暖的记忆里，一经春意，花香四溢~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三)：其实就是村口的大槐树下
宣称已经“站起来了”六十年了，穷苦人依然穷苦哀愁。
小小诊所，相当于从前村口的大槐树或者大榆树下面。这里既是十里八村的新闻中心、信息交换站，也是男女老壮的综合性贴吧、论坛。
老幼妇孺，有个小病轻伤、头疼脑热，来找老马把两腕寸脉、看一眼舌苔，听老马自信肯定的诊断，凭老马郑重其事的处方，抓几块钱的药或者打上那么一针，伤病就好了大半了。在我看来，就诊病患们从这里获得的心理和精神慰藉，要远大于实际疗效甚至可能是唯一疗效。老马功莫大焉，老马善莫大焉。
土皇帝，黑矿窑。
不敢营救矿奴的亲属，打得鼻青脸肿的买来的媳妇。
乡亲们，嘴里说得频率很高的，有一个“苦”字。
包括一个一个的文盲妇女们的近四个小时的对话，没有一句是歌颂党的。
所以，这部电影没啥正能量、又是一株毒草，应该封掉！导演，先打他个右派、批倒批臭再说。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四)：浮生长恨欢愉少
1， 《仙剑4》的结尾慕容紫英站在青鸾峰上遇到了归来的梦璃，梦璃问紫英过得如何，紫英回答她“无所谓好或不好，人生一场虚空大梦，韶华白首，不过转瞬。惟有天道恒在，往复循环，不曾更改”……这话初听的时候境界很高，细思起来其实非常扯淡。修道人远居世外独善其身清净修行自然苏无谓好与不好，但世俗之人却如同永坠苦海亿劫漂尘。虽然说我也认同人生苦乐本无定相，心以为苦则苦矣，但是为什么受苦的永远是他们？
2，《马大夫的诊所》又名 《甘肃的意大利》， 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镇 ，如果从经济衰落的情况来看似乎与意大利却有相似之处，然而意大利至少曾经繁荣甚至现在依旧维持着灯红酒绿，而黄羊镇里唯一能够彻夜不熄的也许只有马大夫的中医诊所了。 在一个医疗条件非常落后的地区，“中医”这个被城市精英百般冷嘲热讽的事物受到了不同的待遇，马大夫的作用和威望在当地几乎无人能及。 而他本人，也达到了生活近乎理想的状态： 既赚了钱（他是村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自己安了一个小的水塔，能够用上自来水），又帮助了别人（解决别人的身体痛苦），每天还过得挺快乐（每天晚上三五朋友打牌或喝酒）。而每天穿梭于诊所的病人则不同——区别于终日为赋新词强说愁的我们，他们则在每日不断侵蚀身心的苦难下强说快乐。即便到了最悲愤的时候，也只是默默流泪，没有人失声痛哭。也许是因为这里是诊所不能影响其他病人，也许他们已经失去了这项能力。哭过之后一位老太又说道：我看着我那个孙子二十多岁活的可好了，我说你要活得不好我早就死了，我要是活的不好你也早就死了，大家都好的很嘛，着实金子一样好的命……另外一位老大爷，自己的兄弟被村里恶霸打成了瞎子，扶着自己的老爹上京告状，中央两次下了公函甘肃这边的地方政府还是不给处理，大爷感叹也不知道这黄羊镇是归党中央管还是规黄羊镇的土皇帝管……又说了自己连续五年往省政府去跑，迄今为止连相关人员的面都没有见到……还有许多吃不上饭的，买不起药的，孩子上不去学的，断了腿的中了风的……也不知道是说真的还是开玩笑，病人们围坐在一起问马大夫：有没有那种喝完睡一觉就再也起不来的药？马大夫一如无常沉默无言，一手叼着烟卷，另一只手把着病人的脉搏。影片最后落幕在一个下葬的环节，棺材入土之后大家掏出了几瓶白酒开始划拳行酒，所有人刻意的提高着嗓门，仿佛这是他们在这寒冷贫瘠的土地上抗衡死亡的最后一项武器。直到酒终人散，地上只留下一个埋在雪中的空白酒瓶，这三个半小时的漫长影评终于结束了。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五)：生生不息
用比较通俗的形容，可以说这是一幅中国西北乡村日常生活的写实画卷。它有苦难，但却不苦大仇深；它有非常充裕的表达，但这一切又被克制住了。导演似乎是想方设法，按捺住自己的主观情感，以极为客观的视角，去呈现人物的生活常态。他将最大的敬意，都送给这些忍受着无尽苦难的人们。
这些百姓和他们脚下的黄羊川土地一样，贫瘠，干涸，缄默，顽强。小诊所成为一个大社会的缩影。命如草芥般的百姓，来到这个能让他们离病痛和死亡远一点的小空间里，与其说寻求的是身体的治疗，不如说更想得到心灵的疗愈。就如每个农村的公共场所如供销社或仓库门口一样，他们将这里当成一个与人交往的场所。有些时候他们也不是来看病，就是想来见见人，看看和自己生活了一辈子的乡里乡亲，唠唠家常，说点泄气的或宽慰的话。也正是在这些琐碎的言谈中，我们才慢慢了解到，哦，原来这些百姓是这样生活着，存在着。小空间的主角马大夫，日复一日出诊，以一技之长，本分做事，和病人一同消耗着他们的生命时光。他的工作充满了无尽的重复，毫无新鲜感，用当下流行的字眼来说，这真是个吸收负能量的职业。但也就是在这些碎片化的时间和话语，却显现出他郑重对待生命的慈悲之心。他不是神，不是国家劳模，他就是个普通的乡村大夫，可以说他谁都拯救不了，那小小的白药片也仅能缓解人的暂时之痛而已，但他能够给别人多活一口气的希望，以他为中心的小空间，是温暖的，有人情味的，甚至可以说，这个聚集了疾病之躯的场所，是充满生命力的。
结尾的长镜头悲凉，冷峻，似乎又带了些神秘的魔幻主义色彩。这也是我认为全片中最具主观性的一处，导演关于生命本身的哲思，在此打上了一个问号。用不可知论在此阐释也未尝不可。
三个小时的观影时间，观众中，有人耐心近乎耗尽，有人想寻找主题却一头雾水。然而，就这样安静地观察他们的生活，不去探究也不去评判，不也是一种观看方式吗？到如今，我是非常害怕自己的道德预判和难以控制的好奇心，会给一场完整的观影体验造成打扰。
后来想起这个片子，不禁想到之后读过的刘亮程写的小说《凿空》。后者写的是移居到新疆的甘肃移民。两部作品虽然媒介不同，却在气质上非常相似。笔调都是平平淡淡的，没有夸张渲染，里面的人物平凡得微不足道，但却都是活生生的完整的生命。贫乏的生活令他们对活着产生些许厌倦，但却又心存一点点指望，即使是受罪，也得逆来顺受地忍耐着，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然后呢，他们的下一代又起来了，继续为生存奔波着，在古浪和古浪以外的土地上，无声无息地来过却又生生不息地活了下去。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六)：糟糕的电影，成功的写实
今天去南大看了独立影展，几部电影，短的长的，最长的是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三个半小时，讲述的是甘肃古浪县一个自然条件恶劣的地方的故事，真实记录。看得人很少，最后只剩下三个人剩下了，杨宗明讲导演中途来了又走了。他对这部纪录片评价很低，那个南艺的小弟弟也是如此。不过我貌似挺喜欢这种异常写实的风格，没有一个主题，看似只是记录一些对话，其实从对话中可以看到或者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比如大多数时候他们都在诉说生活的艰苦，古浪县的贫穷，买来媳妇的出逃，但有时候他们又会安慰自己说我们不是最苦的，那些皮肤黑黑的人衣服都没的穿，然后又有一位老太补充到，他们是德国人，那位述说的老太又纠正过来说，德国人可好的，不是德国人。
还有就是一个到处上访的人，中南海都去了两次，喊了两次，他说这边地方上的都不是好东西，他一定要见到敬爱的温家宝总理。中国农民的愚钝性在于，他们相信上面都是好的，而不好的都是下面这些当奴才的。就如同一个老婆发现丈夫有外遇，总是将罪名挂在所谓的第三者上，我不知道这个比喻是否恰当，但确实是如此，过于明显，我都不需要去寻找一个好的比喻了。
上访是个很奇怪的东西，为什么会有这个东西，说明了我我们司法体系的彻底失败。
我们领导人的办事依旧处于封建时代，都靠“批示”完成，如同皇帝在奏折上批的朱砂，可悲的也正是如此，陶教授的观点很赞同，共产党就是这么个东西，有些东西是该都改不掉的，得了天下还是搬到皇宫里去住了，中南海，哈哈，以前到没想过，只把故宫当皇宫，这个思路让人霍为开阔。是的，他占着皇宫了。
还有，片中一个农民说，这个地方已经五年没有收到粮食了，事实上，影片拍摄当年也没有收获粮食，当地的壮力都跑去民勤打工去了，而买来的妻子不敢让去打工，跑走的人已经不是一个两个了。
导演很有毅力，在那里呆了不短的一段时间，收集了一些原始素材，可以看到的是，导演展现给我们的也是一些原始素材的堆积，并没有什么加工，这部影片甚至都可以称之为“RAW PICTURE”了。大段大段的未经删减的原始对话会是影片感觉沉闷一场，特别考虑到三个半小时的长度，但我认为这是值得的。BBC的纪录片拍的太美了，美的让你相信解说给你提供的观点，这并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一个真实的甘肃，我从这部影片中却真实的看到了，这是一个发展水平低于周围省区的地方，跑去新疆和青海打工的人不在少数，甘肃的自然条件实在太差了，河西走廊？还有吗？
挖煤、摘棉。难道这就是他们的生活轨迹。
初中二年级，辍学还是退学？他们愿意如此生活，或许他们确实比非洲的人民们过得体面的多，但是，在今天的中国，我们发现在这片国土上依然有如此众多的人们艰辛的生存着，却令人感到痛心。
感谢导演丛峰，将一段映像记录了下来，即使这部纪录片没有作为电影艺术的价值，它的社会学价值也是巨大的。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七)：阳光背后的阴影
《马大夫的诊所》
《马大夫的诊所》是由丛峰拍摄的一部时长三时三十五分展示中国甘肃省一个乡下诊所中患者们谈话现场的纪录片。该片获得2009年云之南记录影像展最高荣誉青铜奖、第95届柏林电影节国际新电影论坛亚洲电影促进奖、日本山形电影节日本导演协会奖（在这要特别提一下“云之南纪录影像展”，它中国最有影响力的独立影像展，说这些目的不是说它多厉害，而是它和它影片的生存是多么艰难）。
甘肃省古浪县黄羊川镇干旱少雨，自然条件恶劣。马秉成是当地一位受人尊敬的乡村医生，每天会有很多不同而又相同的人来这里为了减轻身体上的疼痛，同时也会在不经意间减轻些精神上的疼痛。通过马大夫的诊所，在屏幕前的我们也能够清晰地感到疼痛。但是我觉得只有很少的人知道这部纪录片，但相对于《航拍中国》却很少有人不知道。但这就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纪录片真实的存在状态。
古浪县这个地方的人、物、景、这里的一切都给我一种灰头土脸的感觉，好像这里充满了无奈、贫穷、疼痛。看完片子之后好想说一句“太现实了！”但可悲的是，这就是现实。影片中有人讲到他们从四川、重庆等地方买媳妇儿，因为他们这太艰苦了，这里的女性大多不愿嫁在本地。但就算能买回来媳妇儿，可能生完孩子人家就跑了，还有的是卖家和买的联和欺骗买家，买个媳妇一般在一至三万元。买卖人口是犯罪的，但发生在那里似乎让人觉得不是那么的没人性。这里的人认为儿子娶媳妇是父母的事，不是孩子的事，孩子是否能娶上媳妇责任全在父母。
生活在这里的人他们不靠种田来维持生计，而是靠副业“打工”来支撑一个家庭。（其实，在我们这个农业国家，现在的农民又有多少是靠种田来维持生计呢？农民的那一亩三分地根本不足以维持家里的日常开销，这在很多小县城是非常普遍明显的。副业打工才是主业，如果没有打工不向城市输送劳动力真是不可想象农民该怎样应对国家的改变。）这里气候干旱，有时种上的庄稼还得再拔掉，因为他们已经旱死了。也会有连续几年庄稼没有收成的情况。他们也可以搬到别的地方去建房种田，前提是要向当地所谓的国家干部缴纳一定的租金，如果能这样安稳的生活下去就好了，但是当农民把该交的钱交过之后还是会以一些虚假无理的原因被赶走。之后再把土地租给另一波搬来的农民，这样过个十多年，“干部们”就可以赚到相当一笔钱。以当地农民的说法就是“天高皇帝远”，他们这些落后贫穷的地方没有法律，没有公平，没有幸福，这些像梦一样的东西在北京！这些东西跟他们没有关系，跟他们有关系的是“土皇帝”。还有一位农民带着他的弟弟来看病，他弟弟被人打瞎了眼睛拖了好几年了依然没人管，每次去上访不是推脱说干部出差就是说这不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不管。遇到有省里的干部来巡查，那他就会被哄骗着控制起来。有一次他去上访，中途被人拦下，跟他们说拉着他们去，结果在半路他们就被推下车，还被辱骂。片中的老人说，她一定要告到北京去，他要告到温总理的跟前（片子拍摄时是温家宝执政时期）。想想看，这是多大的冤屈。想问问当地的干部，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还是你们根本没有良心？
一位来看病的六十五岁左右的老人，她有三个女儿一个儿子，当她生病的时候却没有一个能回来看她一眼，从她的话里听得出她很伤心，甚至骂自己的孩子没良心，但最后她还是说孩子也忙，也得为她自己的孩子奔波。也许，她的孩子也很想回来看看她或者把她接走，但是她们能做的却还是什么都不做。人是复杂的生活更是复杂的。在这位老人和另一位比她小十几的妇女交谈中，说到她们自己这一代，她说她们是最苦的一代了。的确，吃不饱，穿不暖，每天都要面对过量而无尽的劳动，肉体上承受无尽的劳累疼痛，精神上也没有丝毫的抚慰。现在呢，不但要承受经年累月积攒下的病痛还依然要依靠劳动来维持生计。仿佛过去几十年的付出除了换来几个摸不到看不着的孩子以外什么都没有得到。
国家的改变影响到了他们，但是还没有改变、没有惠及到他们。这样的结果也是必然的、正常的。但是国家在一天天繁荣的时候不能忘记还有这样的一群人在等着“被改变”。我觉得这样的片子应该让更多的人看到，让更多的人知道，在被阳光普照的背后，还有些阴影。
片子让我们看到了国家某个角落里的落后，但是不可否认，我们的国家仍然是富有生命力和活力的、正在一步步快速前进的国家。作为中国人我们依然感到骄傲，我们的国家正在一步步变得强大；作为中国人我们应该感到幸福，就像片中的老妇说的“我们比黑人好多了。”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八)：《马大夫的诊所》：苦难的历程
我出生在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不靠山不靠水不靠城，没有特色。村里有一个医生，在周围小有名气，很多人都找他看病；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我们的小村里，他的家境最好，让很多村民都很羡慕。看病的时候，有些人就坐在他的小诊所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前两天看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像极了我小时候生活的某个场景。在中国人生活的微型结构里，有千千万万个像马大夫一样的诊所，这是村里的公共领域，就像北京的茶馆、巴黎的咖啡馆、或者广州的茶餐厅……各色人等在这里聚集，各种话题在这里讨论：小煤窑、人贩子、肺矽病、打工、上访、庄稼、失学、死亡……当然还有逃不开的各种病症，各种痛苦。
丛峰在导演阐述里是这样说的：“甘肃黄羊川如同中国的一个缩微模型，这里是一个本质上相当封闭，却又不断被外部力量所改变的地方。人们来到诊所的目的是解除肉体痛苦，然而，他们却在有意无意地谈话中，透露了痛苦的根源——精神上的。在这个意义上，这个诊所具有了双重功用：医治疾病的空间/闲谈、抒发苦闷、交流体验的社交场所。马大夫医治病人的肉体痛苦，我则记录下了他们对于生活的抱怨、愤怒或感叹。”苦难是整部纪录片的基调，在这部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片里，有生老病死、有被强权凌辱、有失踪买妻、有失学上访……苦难信手拈来，幸福难以寻觅。他们聊以自慰的，就是黄羊川，比起***，还算是好的。可他们关于这个世界的认知，除了身边人身边事，就只有电视一个入口。他们记得的，是电视中展现的苦难，而不是其中的现代化的一面，这或许是中国人生存哲学的一个组成部门。
在众多的苦难中，患肺矽病的老人，最让人揪心。2009年，河南的张海超深受肺矽病困扰，在多家医院都诊断出矽肺病，但因为这些医院不是法定职业病诊断机构，所以诊断“无用”。而由于原单位拒开证明，他无法拿到法定诊断机构的诊断结果，最终只能以“开胸验肺”的极端方式，为自己证明。张海超事件被媒体报道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事件被称为“开胸验肺事件”。三年之后，经过协商，张海超和原来工作的单位郑州振东耐磨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赔偿包括医疗费、护理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偿费、停工留薪期工资、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一次性伤残津贴及各项工伤保险待遇共计615000元。
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拍摄于2005年到2007年，其中有一个患肺矽病的老人，在马大夫的诊所治病，无意中跟导演讲起，曾经一起在煤窑打工的患有肺矽病的工人，一个个死去，现在只剩下三个人，苟延残喘。他微笑着，一一列举他们的名字，死时的年纪，大都五十岁左右，而他现在已经六十八岁了，感觉很幸运。
这些肺矽病患者，无人过问，在痛苦中默默地死去；相比较而言，有点极端的张海超在悲愤中走向手术台的时候，他的奋力一击，虽然有点悲壮，但“幸运地”得到大众媒体的关注，从而获得了赔偿，让整个社会知道了肺矽病这个群体。如果没有张海超，不知道还有多少肺矽病患者，像《马大夫的诊所》中的那些患者一样，悄无声息地死去。张海超的奋力一击虽然不能拯救所有的肺矽病患者，但毕竟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悲哀的是，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关注，张海超即使开胸验肺，又能如何？大众媒体替他发声，才有了算是圆满的结果，但如果没有大众媒体的关注，他们是否还有别的表达的渠道？没有。所以，虽然丛峰的《马大夫的诊所》拍摄在先，但这样一部独立制作的纪录片无法在大众媒体公映，它的价值，更多地在于“记录”历史，而不是替肺矽病群体“发声”。
吊诡的是，影片虽然展现了古浪贫瘠的土地、穷困的生活，但在里村子100米远的地方，却有一个台湾商人投资的五星级会议中心，这种巨大的反差，没有在影片中展现。个人觉得十分可惜，那个五星级会议中心的出现，必然对当地的人形成某种冲击，但在影片中却完全看不到。
导演丛峰在古浪黄羊川生活了一年多，强烈的生存环境差异，让他产生了记录的想法。丛峰以前写诗，但现实的惨烈让诗意荡然无存，于是他选择了摄像机，这种简单直接的工具，来记录那片苦难大地上生存的人们。有意思的是，《三里洞》的导演林鑫原来也是个诗人，同样的原因，让他拿起摄像机，对准了自己生存的那片土地，那几孔煤窑，以及在周围生活着的人。独立制作人，有激情、有梦想、有担当，看到合适的选题，拿起摄像机就开始拍摄。他们用影像记录历史，他们用影像表达活着的艰难，他们填补了传统电视媒体应该承担的责任。但他们的作品往往充斥着粗粝的激情，简单而直接，对于镜头的运用，剪辑的技巧，声音的合成，节奏的把控，往往不是很重视，所以作品显得很粗糙，甚至很多作品都达不到电视台播出的基本技术标准。这或许是中国独立电影不能商业化运作的原因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村里的“马大夫”，后来媳妇生病，花了很多钱，也没有治好；最后大夫开始迷信，觉得自己家风水不好，于是重新买了个房子，搬家。一年之后，媳妇还是病逝。几年之后，他又重新找了个媳妇，不料自己又得了偏瘫，新媳妇卷了他所有家产一走了之。今年过年回家，我在大街上看到他拄着拐杖，一瘸一拐，衣衫褴褛。他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在家继承父业，可久病床前无孝子，一开始还略有照料，后来就不管不问；二儿子在外打工，沉迷于网络游戏，媳妇跟他离婚，过年都没钱回家。曾经在村里最殷实的家庭，如今成了救济的对象，成了大家的谈资，痛苦挣扎苟且活着的底层人，遍地都是。
附：
《马大夫的诊所》获奖记录:入围第四届REELCHINA中国当代纪录片双年展09年的柏林电影节获NETPAC奖华语纪录片节2009冠军获第4届“云之南”影展“青铜奖”
《马大夫的诊所》观后感(九)：最日常的状态就是最说明问题的状态 《马大夫的诊所》导演丛峰访谈
这个系列基本是之前发表在现象网的采访或观后感。希望或多或少给后来看片儿的大家提供些信息。
----------------
丛峰2000年从气象局辞职去了西北，路过黄羊川的他继续往西。但他终究没成为又一个凯鲁亚克，他回到了黄羊川，做了两年乡村教师，期间和朋友们建立了一个设在裁缝铺里的图书室。回到北京后他开始做国际先驱导报的文化版编辑，然后再次辞职，回到了黄羊川，拍摄了《甘肃的意大利》这个名字荒诞，内容却非常现实的系列片。
在被问及他是如何从一个文艺青年转向一个严肃的纪录片导演时，丛峰说：“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以后，现实的经历会让人更加开阔。如果过去只是在关心自己的情绪，那么现在就可以面对更多的东西。”
以下是访谈：
记者：首先恭喜您获得了山形电影节的日本导演协会奖，之前有一次采访中您说到“一想到山形就自然想到小川”，那么小川绅介对于您有什么特殊的影响么？
丛峰：第一次看到小川应该是去年的宋庄纪录片交流周，因为那次我的片子也是做完了正好在那儿放，影响应该是从那儿之后吧。他的主要的片子我也都看了，很有启发。他对我新的片子和正在做的片子都有一些启发。因为小川的片子是很完整，每个方面都做得非常到位。包括这次在山形电影节最后，组织了一次活动，就是到小川拍片子的村子里，做类似于学习班、论坛之类的东西，那个就很有意思，包括过去他的摄影师、副导演，都来到那里和我们交流。
记者：您的《甘肃的意大利》这个系列的拍摄过程是一个没有时间分割的，它的素材都是混合在一起的，那您是怎么剪辑成了现在这三部影片？
丛峰：05年回到黄羊川拍摄的时候，有过很多规划、拍摄计划，但是去了之后发现很多想法都不太切实际，要做一些调整。05年时比较明确的就是我要拍我的那些朋友，我现在做的新片子就是关于他们的，因为我跟他们最熟悉，也清楚他们的状态和变化，在一起也有几年的时间了。第一次去的时候是什么都拍，只要是觉得有意思的就拍，再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发展下去。
这个诊所就是我第一次回去跟朋友说，有什么有意思的地方或者人，带我去见一见。后来他们就带我去了诊所，见了马大夫。一推门进去就感觉不一样，里面的设施很古老、很旧，人的表情好像跟这个时代没有什么关系。我就立刻被吸引了。刚开始随便拍了几天，回到北京之后越来越觉得这个诊所很有意思，值得拍。所以05年就回去，集中去拍了。基本上每次除了主要的、明确的拍摄方向之外，其他的各个方面素材都是只要有时间和精力，我都尽可能去拍。比如说拍诊所时，我就是每天上午去拍，下午就到学校去拍我的朋友们，因为诊所下午就停业了。诊所的素材够了，我就开始着手做这部片子，朋友们的那部片子我就继续去拍。等那个素材我觉得足够的时候，再剪那部。还有一些素材目前来讲就是放置了，短时间可能也没有机会再回去拍摄，但是我想做一个长期的计划，就是我每年都回去，再拍一拍，做一些积累，把各个方面的素材都积累起来。再过十年、二十年，有的就可能比较有意思了。
记者：那您觉得在那样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下，再过十年、二十年，他们的变化会很大么？
丛峰：从我到那个地方到今年是9年的时间，老实说变化不是太大。但总的来说也是在变化，因为现在人都在往外跑、去打工，很多人因为环境不好都搬迁出去了，应该还是会有变化的。
记者：您从气象局辞职之后，最初到黄羊川是游离到那里，后来又在那里执教，再后来又回到那里进行拍摄。那是什么促使您去那样做呢？您对那个地方有什么特殊的感情么？
丛峰：原来我一直想到西北走一走。刚开始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是想停留两三天就走了，后来慢慢接触下来，这个地方就是挺吸引人的。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和我原来生活过的城市差别很大，还有一方面就是那个阶段我正好想出来走走，想看看不一样的生活。我最初是在那儿先呆了两个月，然后学校放假，我又去新疆呆了两个月，最后下决心又回到这个地方。因为刚开始出来的时候觉得到处走走挺好，但是转了一段时间以后突然发现天天在路上其实都是走马观花，也就是看看而已，别人的生活跟自己没什么关系。更好的情形，还是能在一个地方呆着，做一些事情，那个东西就不一样了。
记者：就是说那个地方对于您来说还是比较亲切，有一种能做一些事情的可能性。因为如果作为旅行，您的新疆之旅可能更具异域风情一些，是不是后来在心态上对于旅行的意义就发生转变了，就不单单是追求在路上的感觉了。
丛峰：是，是。就像我去南方也一样，无论走在哪里，无论文化上有多大的差异，其实每天走在路上，最终也没有什么特别实际的意义。一年不管有多长时间在外面，总有一天还是要回来，面对自己，对生活还是要做出选择。当时也是觉得应该做一点实际的事情，呆下来能继续感受，这样最好。而且呆的时间长了，也是很想表达，刚开始是写东西，但是有的东西的表达是很困难的。后来慢慢就想应该可以拍一部片子，就更直观一点，更综合一点。后来这种想法越来越强烈，到了合适的时机就去拍摄了。
记者：据我所知，您曾在“病孩子”（几年前非常著名的地下文艺论坛）发表过照片和大量的诗歌，而后来的一些经历，包括在黄羊川建立图书室，need a head公益网站，让人感觉您从一个幽闭在自我空间里进行创作的文艺青年转变成了一个赋予实实在在责任感的社会公民，包括您的这部片子，纯文艺气息就很少了。您是怎么完成了这个转变？
丛峰：人在年轻的时候肯定都想表达自己，但是如果仅仅当一个文艺青年，那就只是在抒发自己而已，如果仅仅是这一步，自己不会发生什么大的改变，不会往前走多少。所以肯定需要做一些实际的事情，那么在这里得到的或是体验到的经验比看了很多书的经验，可能就会更宝贵一点、更强烈一点。就像一个人学习写作，即使学了十年，却没有写自己真正感兴趣的，那么永远只能是在练习。总会有一天，要从感兴趣的事情出发，到外面去，不能仅仅停留在自己的层面上。比如我原来也是成天听音乐、看书，然后突然到了一个阶段，发现自己原来的生活未必是原来的样子，跟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所以这个时候的变化是必然的，总会有一个阶段发现自己会从原来的状态变成了另外一个状态。其实最后可能还是会回到做文艺青年、有理想的状态。因为本人也就是那样的人，作为我自己，再转了一圈之后，我想我可能也就是能拍个片子或是写点东西。但这个时候关注的东西就会比过去更加开阔了，过去自己只能关心自己的情绪，但是现在你可以面对更多的东西。
记者：感觉就更有力量了。
丛峰：对对。
记者：《甘肃的意大利》您一共拍了多长时间的素材？
丛峰：拍诊所大概是100个小时左右，拍新片子大概是180个小时左右，第一个片子《信仰》比较短，拍了不到10个小时。加起来的素材有300多个小时，不到400小时。
记者：那新的片子什么时候可以剪完？
丛峰：大概在春节左右吧。
记者：片子里的那个诊所空间是比较小的。里面有一段内容，应该是您拿着DV站在诊所的中间，环视被拍摄者。在那种近距离的拍摄下，如果听到了某些苦难的事情，您自己会动容么？
丛峰：那肯定。片子里有一段是几个老太太在讨论，那一天我就是特别难受。因为那个诊所本身空间就很小，我站在他们中间，在听他们讲述，他们又都能看到我，其实那种感觉很尴尬。如果没有人的时候，感情就可能会释放出来了。但是那个时候，我在听他们，又在拍他们，首先就要克制自己，让自己显得职业化一点。因为在当时表达自己的感情是没有意义的，拍摄者的责任是要记录别人，把它呈现给观众。
记者：11月27日，您参加了798的那场名为“立场”的自由交流论坛，能谈谈您对于纪录片有着怎样的立场么？
丛峰：比如不同的人去拍诊所或是任何别的东西，他拍出的感觉肯定是不一样，这里面有一个潜在的东西，它已经能够表明一个人自己的立场了。比如你和别人有多近，你的镜头是俯视还是平视，别人说话的感觉，这都是他能够表现出来的，或者是如果能够让别人感觉自在一点的话，他就会表现的比较自然，他会信任你。
另外一个就是你拍摄的时候，比如片子里有拐卖妇女的话题，作为拍摄者是没有办法发表什么意见的，包括去卫生院的那个女人就被打了，就是你是不能做简单的善恶的判断，有时我就在想如果我是那个地方的人，所以人在那个环境，有很多时候就是被逼迫的，并不是某个人的邪恶。所以拍摄者的工作就是去记录，通过记录去揭示这样的现象，但是很难做道德判断。
再比如说，因为来的都是陌生人，基本上我可以把他们一视同仁，无论这个人是好是坏，但是他的处境同样都是挺悲惨的，这个情况是成立的。假如我和片子里的人都变得很熟，有些人是我的朋友，另外一些人我就不喜欢，那样的话就变成了一个道德判断了，也可能有些我不喜欢的人说的一些话是有意义的，但是我就不会采用，那样就是一种偏见了。
所以立场有的时候也不是非黑即白的一种立场，其实很多人在拍摄的时候都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句两句话就能解决的。它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处理它。
记者：您说过在《甘肃的意大利》之后想拍一部剧情片，目前有什么想法么？
丛峰：这个不是特别明确，因为刚开始拍电影，谁都想拍剧情片。但是拍电影不是为了证明自己能拍电影。比如我现在需要拍一个东西，我有感而发，那我就去拍，用什么形式无所谓。我拍甘肃，因为那里我很熟，我有话要说，我希望呈现给观众，那我就先拍纪录片。也不是某种类型比其他类型更好，只是方式的问题，我想拍剧情片可能也是因为这两年一直在忙于做纪录片，我特别希望能够换一种状态，调节一下。现在感觉还是挺消耗，因为一直在做同一件事情，如果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接触，可以去思考，可以给我带来启发，就很好。
附：导演在现场回答相关问题实录
导演说影片的镜头：
镜头就是一个视觉上的考虑，比如固定镜头就只是一个画面，而走动的时候身体就有行动，包括在诊所里面我没用三角架，这样的画面可能就会比较晃动，但是因为那个空间很小，三角架在里面会影响别人正常的看病。另外，在拍摄时，不仅仅要提供眼睛，还要提供身体，有时我就是抱着摄像机，因为不想造成俯拍的感觉，我就是一边跟他们说话，一边拍摄。
你看到的别人是不够的，你应该和他们一起走，让观众也能有到行走的感觉，这是我想要的感觉。
第一个版本是五个小时，但是我砍掉的基本上还是接近于重复的谈话的内容，而不是让影片显得节奏很慢的那些冗长的流动的镜头。
导演说当地的生活：
一开始到马大夫的诊所，就觉得这个空间很有意思，很多病人围坐在一圈等待大夫看病，待几天之后发现大家的谈话也很有意思，但是呆到一个星期以上，如果你能听懂当地的语言，你会发现他们谈论的几乎都是同样的话题：土地、打工、生死、病痛、过去的历史。很多老年人的病，也不是很特别，他就是腿疼，但是它背后的原因都是由于过去的处境和生活造成的。
那个地方的老年人到了一定的年龄，很多人一辈子就是受苦，也许有些人的内心并不是对死亡很坦然，跟当地的风俗也没有很大关系，他们的生活条件非常糟糕，所以会影响人对疾病、生死的看法，可能会有如果早点死就能早点解脱的意味。
导演说马大夫：
比如基督教的牧师可能不会治病，但是他能倾听别人，别人可以把自己的痛苦讲给他听，虽然不能得到解决，可是心里会好受一点。对于马大夫，他本身就是一个看病的大夫，自然而然别人也会信任他，在这个空间里就会把自己其他方面的问题说给他听。
后来在剪片子的时候我考虑了一下马大夫的角色，他好像更像一个节目主持人，这个诊所就是他的舞台，因为他的存在，别人才会来看病，进而交谈。片子是以马大夫开始，但是到后来他渐渐成为了一个背景，只起到了串接的作用。
导演说影片的编排：
实际上这个片子不是按照时间顺序剪的，我想给人一个从春天开始的感觉，因为季节变化对于当地人的生活还是很重要的，春天种完地后，大家就要出去打工了。07年春节前又回去补拍了一次，想法就是春节之前年轻人就会回来，而不是像平时一样只能看到一些老年人。春节就是一个变化的点，平时老年人在诊所里谈论的那些年轻人会回来，我想让他们谈论一下自己的生活。
到最后，马大夫还是要回到诊所，无论发生任何事情，比如谈论痛苦，或是有人死了，所有的事情还是会回到最日常的状态，这个状态是没有变化的，每天还会有很多人来看病、诉说痛苦，马大夫每天还是要给人开药方，最日常的状态就是最说明问题的状态。很多事情都是很无奈，包括这个片子，可能是抱着一个好的初衷去拍，但是它改变不了什么，只是让大家在这里看一看还有不一样的生活。你也没有办法期待一个电影像一个武器一样，它没有那么大的功能。它可能会促使某个人的转变，但是那个过程是一个漫长的、不可控的过程。
再考虑结构的时候，一方面是有一些相关的素材为基础，另外也会有情感上的考虑，比如某个地方是铺垫，到了某个地方会有高潮的变化。这个片子没有一个中心人物，所以它很难正常发展、连贯的推进。
后期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结构，在结构上我想了很多，在纸上也画，每一段的位置都不是一个单一的考虑，从节奏到内容的相关性，甚至包括在季节上会不会反差很大，这些都要考虑。
导演说《持遥控器的人》：
那个片子就是对着电视机拍的，把电视里面的对话和画面拼接在一起，很多画面是没有任何联系的，一句话是从这个节目里取下来的，画面是从另外一个节目里取下来的，为了让它显得很荒诞，但是又很符合很多时候电视呈现出来的感觉。
--------------
2009年11月29日 天津影迷幼儿园放映：http://site.douban.com/theaterjoker/
本文作者的文集给他/她留言我也要发表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