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是一本由[日] 尾崎康著作，中华书局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198.00，页数：72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精选点评：
跪了 太厉害
爱不释手。（正文未读）
读了两遍，真是厉害。不过尾崎老没有把曾鞏那封信列进去研究一番是有点可惜。又，金史好像还有一本没研究，是99年拍卖的
该跪还是要跪
必备。
二刷。唯一的希望还是史学界能正视这部书，不要轻易将之工具书化了，理解版本源流的系统性，或许能改变现在无所不在的文本化倾向。
跪着读系列之二。略有一疑问，在以刻工为证据时不是有否将相同刻工的刻字作对比之必要？
重视刻工，重视调查实证，收录详备，真可谓集大成。（开篇就贴出作者抄录的大谷大学图书馆所藏思溪藏中两纸覆盖粘接之处的刻工名录，作为判断时代的定点；目验大量版本，并作严谨记录，最终汇为系统，前期高孝、中期光宁、後期理度历历分明。）为史部版本研究、宋元版本研究提供了坚实的参照系。
总之感觉非常厉害(⁎⁍̴̛ᴗ⁍̴̛⁎)
金声玉振，集其大成。尾崎康超过赵万里、长泽的地方不在于对刻工的有意识运用，而是在大量目验调查之上，一方面详细记录原版修版的版面差异及其分期，另一方面对刻工做了精确到每个人的详尽对比，而且采用的参照本总是极为审慎而层次清晰。至于论证的详备周至，结论的审慎可从，使用目验及转手材料时的严格区分，无不是本书作为版本学闢蒙式成果的必要条件，与国内考证版本依靠大量二手《名录》绝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因作者着眼于版本考订，对于各藏本本身流传情况笔墨较少，或则不同版本（这里是具体到刻修印三个层面在使用这一名词）的分册入藏与配补合装问题细究下来，对鉴藏问题应该也有帮助。又，象鼻似乎是专门对有黑口的版心称呼……总之，本书真正对版本学进行了科学系统的研究，地位不可取代。这样的著作才是真正值得用心翻译的，译者有功。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读后感(一)：初讀畢
《正史之宋元版之研究》，趁著假期的餘暇，初刷畢。讀的時候，其實並非依照順序進行的，南宋中期建安刊十史先跳過了，從系統來說，這組沒怎麼影響元刊，比較關注元刊到明代監本的進程，先一鼓作氣往下讀，回頭再補了這些坊刻本信息，雖然其中關涉到經疏合刻的歷史演進背景，但暫時擱置似乎也不是什麼問題。
從尾崎康先生處，獲取了大量的信息，廓清了自己之前不少含含糊糊的理解。還算讀過不少史，但正史背後的具體信息、正史版本，其系統性的演變，多少仍然是茫然的。書中內容，既關涉了具體的版本學的演變、刻工的考察，也充分兼顧了系統考察的一面。
目錄、史志著錄的實物版本，是具體而微的話題。著錄的正史版本，究竟為哪一具體的版本，說來容易，但論證起來，有時真的靠猜，尤其是，某些版本也許隱晦不顯的情況下，就更無從得知了。尾崎康先生考察《西湖書院重整書目》、至正《金陵新志》、《南雍志·經籍考》中著錄版本，令人十分信服。大德九路本（十行二十二字）與另一種元刊十行二十字本，《晉書》問題上曾有困惑。在存世版本中，十行二十字本為多，蓋因明南監所收、《南雍志·經籍考》著錄的即為此本板片。在具體考察中，計算某一行格的版本的板片數，與目錄相核，確定《南雍志·經籍考》中著錄的《晉書》為二十字本，與其他多用大德九路本板片不同，這一論證，讀後真是為之擊節。
舊稱“眉山七史”的考察，是版本學上聚訟紛爭的話題。雖然前輩學者於此多有探討，但研究的前提，仍必須分清原板與補板。在無法正確鑒定原板與補板的情況下，再多的考證，有時亦徒勞無益。原刻、補刻出現同名刻工的，也須區分。 兩淮江東轉運司刊三史，仔細看，可以發現，原版刻工和元代第一期修補，刻工都有“王榮”，屬於同名刻工，討論要分原版、補版，再次學習了。第二期修補抽換第一期修補版刻的分析，也讓人思索自己曾遇到的類似現象。刻工姓名、刻工來源的排比，相對的精準度，仍是需要的。（尾崎康先生自言《大藏經》的調查，別人成果未目驗不敢用，真的是實事求是，畢竟自己也感受到過混亂的原刻、補版，書籍的配補，而不加區分的討論）在刻工這一點上，令人遺憾的問題仍存在——至今，仍未尋覓到一部精準有效的宋元刻工工具書。這種工具書，既依賴具體書籍的版本學的深入，也有待對全局性的版本學考察。《版刻圖錄》雖然有開拓之功，但目力所及不少刻工的分期，受條件限制，不少亦未完全區分原板、補板，至於其他工具書，能完全斷限精準區分的亦不多。此前，也求助過友朋，也細緻讀過不少學者的論文，關注其中引用依據的刻工名錄，但當真可信賴的工具書，尚待時日。個人來說，用的比較多的是去翻阿部隆一的《中國訪書志》的逐書版本記錄和不少連帶而及的論述，以及翻一些日本書志所附刻工姓名表，缺點是，這類附錄，每次要想日文假名發音。）尾崎康先生討論具體的宋刊、元修、明修的刻工表，是值得關注的。其中，尤其是元修的分期問題，避免了現在不少討論中的平面化的傾向，不過，其中第二期元修的年代，與友人討論，仍有值得斟酌處。
書雖以宋元版為中心，在討論的範疇內，依舊補充了明代的南監本（嘉靖、萬曆）、北監本的情況，各時期底本、板片拼配情況，從“正史”系統來說，對知識補充十分全面，也可以分時段細緻了解某一時代“幾幾史”，其具體組成究竟如何，有無系統成套的刷版、遞藏情況。類似的，《續漢志》插入范曄《紀》《傳》之間，北監本為始，影響肇及殿本。雖研究不涉清代，但一筆帶過之辭，仍值得細審玩味。（另外，《續漢志》的作者問題與版本問題，亦密不可分。）書中不少點到即止的話題，關涉了許多版本學與文獻學的大話題。比如南宋刊南北朝七史，敘錄、疏語的變化，闕文、闕頁帶來的文本系統的不足，在補版的時候用他書引文系統轉補，書籍不復空字，但多少仍是混淆版本系統的，話題細而微。
對於自己的閱讀來說，最大的思考，仍然是不同時代的人，閱讀的書為何？尾崎康先生書中往往一筆帶過一個判斷，這些判斷，不得不說，是十分重要的——比如南監本的影響力，直到嘉慶版毀之後，北監與汲古閣本才開始復有影響力。我們當下獲取善本的機會好於往日，但不能以當下的“善本”與“常識”去衡量往日的閱讀。故而讀到過一些校勘記，匪夷所思地以當下的善本（包括而不限於正史），去校改古人引文，是否反思過，當日宋元明清的筆記、詩話等，閱讀所本究竟為何呢？
補充的譯註，也是資料十分豐富：蔡琪《漢書集註》與黃善夫、劉元起《漢書注》、西湖書院沿革等，為完善資料增色不少。完全了斷了自己找日文本再翻的念頭。
餘話：發燒的時候，突然有些庆幸，狡兔三窟在兩處放了這本《正史之宋元版研究》。上週五因為出門去核稿子，直接從國圖回了家，書包裡不願背太重，想著週末也無暇讀，把另一本書放單位了，孰料突然發燒，就五天多翻不了……雖然，難免仍有遺憾，大概是覺得，要是出平裝上下冊，解題篇和總論篇各一冊，兩書同時翻而不是前後翻，大概是更好的選擇吧，連路上都可以背著刷書了。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读后感(二)：【转】邓小南︱《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对宋元版正史的细致考校辨析
原文载于：上海书评（2018年6月）
原文地址：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03805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日]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中华书局2018年3月出版，725页，198.00元尾崎康著，乔秀岩、王铿编译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2018年3月由北京中华书局出版。捧读之际，古雅厚重的感觉油然而生。此次编译，著者及译者对原著《正史宋元版の研究》（汲古书院，1989年）进行了大量订补，使该书呈现出新鲜的生命力。该书的贡献不仅在于对宋元版正史的细致考校辨析，而且对文献版本学亦有借鉴与推动的意义。
尾崎康先生是日本著名版本学家，他曾多年跟随阿部隆一教授在日本、在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系统调查存世宋元版本，并选择中国学术最为重要的基本典籍——正史——为个人着力方向，其力作《正史宋元版の研究》内容丰湛精实，在学界享有声誉。原书出版后，著者继续调查各地所藏正史宋元版本，陆续著文发表。1991年，著者应邀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做系列讲座，藉此机会调查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当时的北京图书馆藏书，以此为基础出版了《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陈捷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一书。这些相关内容，今悉取以增订原书。
译本前有《编译说明》《记述凡例》，后有《引用参考文献表》《汉译增订版编后记》；主体部分则分为《绪论编——四部书及正史之初次编刊》、《综论编——宋元时期之正史刊刻》、《解题编——正史宋元版书志解题》，各编标题与日文版中的序章、本章、终章相比，更加明确醒目。
版本目录之学，对于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有着不可替代的意义。章学诚有《校雠通义》，钱基博有《版本通义》。如学者指出，“版本之学，所从来旧矣，盖远起自西汉，大用在雠校”（《大学经典：版本通义》）。版本学尤其关注文献的物质形态及特点风格，藉以判断版本的源流系统、异同优劣，通过对于版刻、印刷、装帧等方面细致入微的观察，提供版本鉴定的技术依据。
宋元版文本精善，在今天具有文物、文献双重价值，也使我们得以“触摸”历史。但如著者所说，明清藏书家致力于搜求宋元旧椠，却很少将其与通行本对校，世间也很难体悟其文本之可贵。《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凝聚着几代学者持续着力的结晶。近代以来，叶德辉、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对珍稀古籍的版本源流进行了深入探讨。随着私家藏书逐渐汇聚到公共图书馆，也为版本目录学的进展提供了可能。赵万里先生运用“比较版本学”的研究方法，比对胪列南宋初期、南宋中期、元代三批浙江刻工，提示了确定南宋官方标准版本的方法，在此基础上，得以准确予以分析，进而讨论版本性质。他编著了《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并在1959年主持编纂出版《中国版刻图录》这一大型版本学书影图谱。阿部隆一教授广泛调查多地宋元版善本，撰写了《中国访书志》、《日本国见在宋元版本志？经部》，延续了上述工作。
在此基础上，尾崎康先生针对正史刊刻的体系性，进行综合研究。他以严谨科学的态度，严格区分通过胶卷、影印本、书影等资料了解的情况和直接调查原件所见，综合考虑宋元版本出版倾向、版刻特点、文本内容等因素，通过对于时代分期以及覆刻、递修状况的逐一分析，提供细致精密的介绍说明，充分呈现了文本的复杂性，使读者对于判断标准有了清晰的了解。
尾崎康先生基于多年的调查及笃实功夫，著者的见解确凿明悉，叙述淡定平实。在《综论编》第五章《宋版鉴定之前提性讨论》中，著者提供了比对标准之基本认识：“就北宋末南宋初期而言，《东禅》《开元》《思溪》三部大藏经，因大都可确定刊年，而且有大量刻工名，参考价值最大。”（21页）他综合历代著录，证以版式、字体、刻工、识语等，为正史的版本鉴别建立了一套明白有序的体系。我国学术前辈周叔弢先生编有《宋刻工姓名录》，赵万里在《版刻图录》中提示了重要的刻工姓名，日本学者长泽规矩也编有《宋元刻工表初稿》，阿部隆一教授亦就此积累了大量信息；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著者做出了更为精准的判断。比对《思溪藏》刻工姓名（616-619页），他指出：“百衲本所收嘉祐刊《（新）唐书》，实为南宋初期覆刻本”；比对原版补版、刻印时期、刻工姓名，他认定“旧称‘眉山七史’之传本，实皆南宋前期江浙刊本”（96页）；并且提供了丰富系统的刻工信息（兼及明代补版刻工），对今后的宋元版研究必有实在的帮助。
全书处处反映出著者的谨慎，在细节方面用力颇深，因而能够揭示出版本鉴定的要诀。著者具体讨论了张元济、长泽规矩也等学者对于避讳的研究，进而在“前提性讨论”中指出避讳情况的复杂性，官刻本与坊刻本存在差异，北宋与南宋以及南宋前期、中期和后期的避讳严格程度也有差异，认为“避讳缺笔之下限仅足以证明刊刻年代之上限而已，不得据以为刊刻年代。不避讳，容有当避而忽略者；已避讳，则刊刻时间必不能更早”（31－32页）；从而使习见的以避讳判定刊本时代的甄别方式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著者从历代刊刻行为的体系性出发，推测南宋中期应有建安书肆刊刻的《十史》，根据风格、体例、版式的默契与协调，逐一查访，陆续得到印证。这一成功，亦来自其方法创新。全书《结语》中讲到宋元版本鉴定的六点论证方式，正是著者的扼要总结。进一步说，本书构建了正史版本体系的认定原则，这一原则对于其他门类，例如子部、集部，亦应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普遍意义。如编译者所说，“尾崎先生没有辜负历史给他的有利条件，出色地完成了他的研究”（702页）。
版本学具有很强的实践性，版本学研究是一艰辛过程。书中提供的丰富文本、呈现的研究理念、建立的框架体系，拓展了版本学的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在研究过程中，尾崎康先生发现“旧时各种书目、书志、解题之失实，超出想象”（698页）。其中的甘苦，破解问题的曲折与喜悦，非旁观者所能体味。《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一书，不仅延续了中日学界对于“宋元版本”这一议题长达数十年的持续关注，体现出著者的执著探求，也是著者与译者相继努力的重要学术成果。
应该特别指出的是，这部增订汉译本，不仅作者有增补修订，编译者亦有重要贡献。译作文雅简洁，而且进行了结构上的重新谋划，增加了参考文献，《解题编》为各种版本增加了编号，为读者提供许多便利。更为重要的是，本书不仅有“编译说明”，有“汉译增订版编后记”，正文中也有译者撰写的大段附记（例如104-105页、360页）与注释，仅笔者注意到的，就有三十五处之多，或者充实最新的研究成果，或者指出古籍影印中的问题，或者对原著者的论证引申补充，使表述更为完整清晰，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编译者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译者乔秀岩教授，2004年正式在北京大学历史系执教，当时即发愿从事《正史宋元版の研究》的翻译工作，2006年为研究生开设了“正史宋元版研究”课程。本书的编译，经历着译者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过程，也吸取了学生们的阅读意见。编译内容处处体现出学者的严肃态度以及对学界负责的精神。例如“编译说明”中特别指出：“今经编译，内容与原书不尽同。读者欲知作者论述之先后变化及具体观点之发表时间，原书及相关论文具在，可以案覈。”并且提供了《斯道文库论集》免费电子版的网址，使读者感觉到编译者为学界提供便利之良苦用心。
说到美中不足之处，本书涉及国家图书馆善本处，很多标注“未见”。据著译者估计，国图藏本可能是日本和台湾的总和。众所周知，对于版本学来说，“知见”的重要性不可替代，直接观看实物非常重要。退一步说，馆藏善本目录、缩微胶卷、扫描件当然也会有重要帮助。这也提醒我们，版本目录学研究的推进，离不开图书馆界的积极支持。
全书似存在体例不很一致处。例如，书中征引史籍文字、印行者刊语等皆予以标点，迻录正史编纂刊行的圣旨咨文（如刊印《宋史》之元代中书省咨文、《金史》锓梓印造装褙之公文）亦加标点；但引述宋代开板牒文等，则保留原行款格式而一概不予点断。此外，书中纪年的数字采用“一三世纪”“绍兴一〇年”等方式；纪月日亦用类似表述，例如“乾兴元年一一月一四日”等，既不符合史籍中的表述方式，也不符合如今的汉语习惯。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面世，对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必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在此基础之上，关注视域不同的版本学、目录学、印刷史学者有研讨互动的开阔天地。版本学之所以成为专门之学，与刻印本的出现相关。从这一意义上看，诸如宿白先生《唐宋时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等著述对雕版印刷历史背景的研究，值得继续跟踪探求，以便进一步丰富我们对于版本与社会关联的认知。近年出版的辛德勇教授《中国印刷史研究》，关注印刷术的技术渊源与历史环境、不同性质印刷品的社会意义以及各种因素对印刷史的影响，也促使关键认识的深化。本书讨论的主要是南宋版本，作为宋代文化史的材料，亦有显著的参考价值。我们期待更多坚实成果的问世。
（感谢高柯立博士、古丽巍博士在本文撰写过程中提供的热诚帮助。）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读后感(三)：犧尊雕刻塗青黄，剔抉陳腐鉏尋常。——《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览读
尾崎康本书1989年出版，1993年的时候北大社出本简本(主要译了日版序章和本章，即本译本绪论篇和综论篇)。到了2004年的时候，乔秀岩开始译本书，今2018年始出版。因为是学者型的翻译(书页所写编译)又有增订，此译本较原版为胜。虽然总体上本书是一本工具书性质的书籍，更适合查阅。然而通览全书或者仔细阅读本书的第一第二部分(绪论综论)，来了解正史版刻流传演变的经过，自然也会有益于我们对史籍的深入理解。今就我阅读此书所见敷衍几句，为未曾读本书者存个大概印象。下列数小节。
译本与日版比较
译本封面篆书题字较日版省去了顾延龙的题签时日，而内页较日版多了21张彩页书影，都是书中论述较重要的版本。
译本较之日版有很多增改，除了在编译说明中写明的五篇增补外，其余还有很多细节之处有增改订误。首先最重要的是体例的修订，日版终章(即译本第三部 题解篇)是本书篇幅最大的部分，以正史由史记至金史每书的诸版本详情。日版的细目只到刊刻本，而译本又由刊刻本中分出每个传本的细目，以英文字母A、B、C、D代刊刻本，以阿拉伯数字代传本(史记有集解本、集解索隐本、三家注本之别，所以还以甲、乙、丙三大类分，详见记述凡例)。这样用符号细分之后，更有益于读者检书对照，而且不至于在题解篇中对诸传本的信息串行阅读。除了细目的增加，译本对题解篇中的内容位置也进行了调整，我检得日版各传本的钤印介绍大多在每篇的后部，而译本则把钤印介绍移置于前，这样处理之后则体例上先是版本存卷、年代、书版信息、藏处、钤印序跋，然后再详细介绍刻工、避讳、版刻以及讨论等。体例上的划一使得译本更为流畅。此为译本较日版所胜之一。
除了五篇大的增订，译本还有很多细节上的完善。各页中散见的译者按语即是重要的增订。除此之外，虽然编译说明中说“原书出版至今二十余年，资料大为改观。本书仍以原书及其后作者亲自调查版本原件之结果为主，未能利用当代之资料优势，全面改写”，似乎增补较少。实际上，译本较日版细节处的增订还是很多的，如晋书条增补的一些研究就参考了聂溦萌“晋书两种宋刻二十七字本的考察”、“晋书版本演化考”的部分(当然此部分增订也是因为2013年尾崎康与聂先生同去上海图书馆调查原件所以确证)。南史的传本也较日版多(即南史D—3本)。另外像中华再造善本的影印也是日版时未见的而译本增补。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译本还有几处给出了如东京国立博物馆(页622)、东京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页377)、东洋文化研究所(页284)等馆藏网站传本的电子版网址，这种体例随着各大图书馆电子版图书的发布，会给研究者带来很大的方便。译者做的专有名词划线也使得本书的阅读更为方便，本来有关版本的书内容就密集，如果没有专名划线很容易误读(不过本书关于各传本题记等的的专门划线的体例似乎未统一)。这些又是译本较日版称善处。
最后译者除了增补和翻译，日版的引书等肯定都进行了核查，所以在一开始的记述凡例里就说明了中华再造善本的版框问题。此外，如页140，日版引《校史随笔》时误录为“明一统志”，而译本则更正为“清一统志”。
当然，校书如扫落叶，有漏洞难免。如豆友金沐灶发现第8页“單氏病源難經”当为“巢氏病源 難經”，此处日版译本皆误。另外，乔秀岩的有一个处理我不能理解，日版在录刻工名的时候，如果有刻工名重见，会用小号阿拉伯数字标记重见数，而译本则悉数删去了，这是译本较日版所少的一些信息。
总体而言，由于译者和作者的共同修缮，译本可以替代日版成为新的引用标准。
访书之成就
先日我也读了一些对本书的书评，几乎都会称赞尾崎康查验各地所藏原书这个特点。而本书的各色成就也是基于亲验这个特点。按照文献学的说法，查验原书原是最为基础的事情。但是如我前些日子阅读《尚书注疏校议》时，杜泽逊就提出关于北监本很多文献学概论读物没有经查原书，只是录前人之观点。而本书作者能查验两岸以及日本等地藏书，传赵万里先生之善更是可使中国学人中那些文抄公羞愧。通过查验原书的所得此处不赘言，我想略述书中作者未访得原书，只能看到影印本而引出的一些东西。
首先，我们发现作者花了很多的篇幅(散见，解题篇中的一些篇目有小节专门论述)查验百衲本的底本，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平日我们往往称善百衲本之优，而点校本二十四史中也有诸史是以百衲本为底本。但是我们会对百衲本的底本有过于简单的看法，譬如史记百衲本，我们会粗略的以为就是黄善夫本，但是实际上影宋百衲本至少由四部分组成。而如汉书的百衲本，尾崎康通过查对再造善本影印本，发现了“书中朱笔录宋祁校语，墨笔录刘氏刊误，数量甚多，皆为百衲本所删”。而如页594:
實則王氏不知百衲本混用覆刻本，遂誤以覆刻本書葉爲大德本之補版。百衲本書葉有大德本原版、大德本補版、明覆刻大德本原版、明覆刻大德本補版，錯綜複雜，非如王氏理解之單純。可见如果不细究百衲本底本源出以及改字缺字等，直用是有危险的。尾崎康把中华书局点校本从百衲本的校订特色也视为“不便于讨论研究”。应该说尾崎康为百衲本底本的问题花了很多的功夫，有时还列出一些长表格来总结查验结果。今后，如有学者将百衲本之底本与改动悉数究出，录于一书，当益于研究。
而通过查验，中国的一些出版影印事业也被发现有很多问题。首先是中华再造善本的修图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很多学者也都有提到，我们可以发现中华再造善本对原书的图板进行了修改，如原书中的印章为红色，而再造善本会将黑色红色套色医院，使得红色的印章移位。而原书每页之框高也被强制统一了(页443)。而一些原书有补写以及污渍等细节，中华再造善本也悉数弄成了“洁本”(详细可读徐蜀：我对“中华再造善本工程”的反思)。可以说影印失真比校点本失真还要可怕。严谨的学者在使用校点本之外，肯定会查验原本或影印本进行核实，而如果查验是是影印本，自然是视影印本为原本之翻版，不会有多少错误。然而实际上，中华再造善本却丢失了大量原书的版面信息，使学者研究致误而不自知(其实百衲本也是这个危险)。除了影印本，尾崎康还发现了《第二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图录》所收录的晋书图影高宽比率严重失真，横向压缩太甚。想见这也不是个个例。中国的一些学人在得到日人精细研究的同时，实在应该反思自己浮夸的学风和低劣的产品了。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一点是，各大图书馆的做的目录不一定完整。如本书第185页引用的一种三国志就未见上海图书馆善本书目(1957年)，而由1978年日人访华发见(或为抄家时抄的？)。学者除了使用目录类图书寻找版本外，也要注意实际馆藏以及私人藏本，当然除了东亚的藏本，如北美、欧洲也有很多善本未经得知(这方面沈津先生颇为用力)。
本书之方法论及新见
可以说版本之学是一件苦功夫。没有太多炫目的方法论，甚至可以说没有方法论只有“因书制宜”。虽然我们盛赞尾崎康研究的精进，但也不必由此气馁而无心学问。尾崎康先生本书的绝大部分内容，依靠的都是流传下来的关于版刻、避讳、刻工的版本学旧知。不过我们也可由这些旧知发现一些有趣的东西。譬如物质的研究总比文献的研究要充满变数，如两周的彝器即是一例，由于物质制造可以有多种过程方法，使得物质的研究是一种黑箱式的研究，学者需要要足够的想象力才能做这方面的工作。像本书所论的古书传本就充满了变化，一本流传下来的古书，往往不是完整的，会有各种补配，像本书中论述极多的北京图书馆藏北宋版《史记》(准确的说，杏雨书屋的藏本是确切的北宋版，北图版为覆刻)，就是补配于其他南宋本的。解题篇中一本配其他刻本抄本随处可见。可见所谓的一个传本，也是需要分析来看。
除了传本有芜杂，现在已不得见的雕版也有很大的变数，同一雕版可以有补刻墨钉，而又有与原雕版很相似的覆刻，以及后世又有递修。所以我们在面对传本时，除了考虑抄配的问题，版刻又是一个变量。而避讳一事，则本书也有考据。按照一些版本学教材大体的说法，避讳是不大容易出错的。然而实际上却需要细论，本书中提到:
官刻本避諱較嚴，僅就大體而言。若細觀之，則或避或不避，往往不統一。甚至上下重複同一句及正文下注文見同一詞語之處，或避或不避，一葉之中即不統一，至於卷帙較多者，先後不統一乃爲常態。依時間先後而言，南宋前期回避高宗、孝宗諱(「構」、「眘(慎)」)者頗常見，而南宋中期刊本避光宗、寧宗諱(「惇(敦)」、「擴(郭)」)之比率，遠低於前期避諱，至於南宋後期刊本，避理宗、度宗諱(「昀」、「禥」)者反而罕見。不避諱之原因，未必皆在謄寫版樣之寫手。或有國子監生、青年官員等認真寫版樣，避諱嚴謹，而刻工幾乎不識字，不小心忽略不避，不足爲奇。而且時代愈後，無論寫手與刻工，規避意識恐怕愈益淡化。此外作者对旧时学者以避讳缺笔之下限为刊刻年代的方法论也提出了质疑。作者以为“其实避讳缺笔之下限仅足以证明刊刻时代之上限而已，不得据以为刊刻年代”(详见页31-32)。
而刻工往往也是以前学者以为确证的东西，但是实际上由于刻工的流动性和寿命，也不可以刻工而确定传本的精确刊刻时间和地点。书中这样论述道:
今按:既無刊記，兩漢書刊地不得確定。或許異地刻工前往各轉運司置司地，暫住該地刻書，或許轉運司送臨安、紹興甚至建安等刻書中心，使其刻工刻書，詳情皆不得而知。然則刻工名分析僅得提供刻工活動或書版搬送之大致範圍而已，不足以確定刊刻地。刊刻時間亦然。一刻工之刻書時間當有三十年，長則或及五十年，故據刻工推論刻書時間，必有數十年幅度，無法精確推斷範圍。然則無論刻地與刻時，通過分析刻工，止得限定大致範圍，而此大致範圍亦甚重要。作者对于刻工的研究十分谨慎，以至于对不同书重见刻工的数量也作出了要求:
然而同名異人之可能性始終不能排除，一二刻工名並見，亦不足以證明兩種版本之關聯。筆者認爲需有至少四五名刻工並見於兩種版本，始可信其非同名異人。除了上述的方法论，作者对史记等书所依雕版的刻法也有精彩论述（此本指史记甲—A种）:
比較兩者之刀法，此本豐潤而甲—B本尖鋭。又如「荆」字之「刂」，此本與甲—B本寬度明顯不同。更爲重要者，如上所述，此本補版葉在甲—B本均爲原版，相反，甲—B本亦有不少補版葉，而此本中相應處則全爲原版葉。此種現象在同版不同印本之間絶不能發生。一套版片，印製越晚，補版越多，原版葉只會減少，不會增加。假如a本與b本爲同版不同印本，且其葉在a本爲原版葉，在b本爲補版業，則a本應比b本更早，不可能有a本補版葉在b本反爲原版葉之情況發生。要之，此本與甲—B本應爲原刊與覆刊之關係，且覆刊版刻對原刊版本十分忠實，因而兩者面貌酷似，但仍然不免有所差異。那么多的变量，使得一个貌似统一的传本其实有诸多陷阱，稍不注意就会失误。所以检原书近乎成了最好的选择。然而古籍善本珍本，常常秘不示人，即使开放也不会运行过多的人查验。这个时候数字化的彩色电子书将是最好的材料，这需要各大图书馆的努力。如果有了电子化的图书，对于刻工雕版风格我们就可以做更多定量的分析，比如可以通过风格学区分雕版，并且将雕版风格与刻工对应建立数据库。这或许会是未来文献学中的版本学发展的方向。当然我们也知道像文献学这样的学科依靠的是知识和经验的双重积累，譬如本书虽然有很多作者独立的新见，但是其中却有很大一部分受益于赵万里、阿部隆一、神田喜一郎等等前辈的经眼与整理。更不用说更早的各种目录学版本学著作了。作者与译者在各种的后记中也表示了对前辈学人的敬意。而后学自然也是基于尾崎康等人的研究而有所增补。
我本想把尾崎康本书的新见也概括几句，读到最后发现尾崎康结语中已有文字言及本书之新见，非常精要。所以直录于下(原文未分段):
版本鑑定方面，本書有如下幾點主要論證:一、從刻工名論證舊稱「景佑刊」三史、舊稱「咸平刊」吴書、「嘉佑刊」唐書，實皆(北宋末)南宋初刊本。利用福州東禪寺、開元寺二藏及湖州思溪藏之刻工，推論此諸版之刊刻時間，是版刻圖録之重要發明。筆者調查此三藏刻工，獲得較多刻工信息，結合其餘諸版之刻工，足以補證版刻圖録之推論。二、論證杏雨書屋(舊藏恭仁山莊)史記及北京大學藏建刊史記之配本確實爲北宋版。舊以杏雨書屋藏本與北京圖書館藏本爲同版。如今北京圖書館藏本有影印本，得與杏雨書屋藏本相對照。又，北宋版通典亦有影印本，校勘版面、字體特點，可以論定杏雨本爲北宋版，北圖本爲南宋初覆刻本。影印本、書影爲版本鑑定之利器，筆者常受其恩。例如中國版刻圖録之重要，若無此書，筆者之研究當寸步難行。三、從刻工分析論證「眉山七史」確爲浙江刊本。「眉山七史」傳本皆後印本，其中原版葉存留不多，故以往學者未能否定蜀刊本之懷疑。筆者搜訪各地藏本，獲得較多原版刻工名，始得論證。四、提出南宋中期建刊十史概念。黄善夫、劉元起刻三史，魏仲立刊唐書，刊行者不同，其餘諸史又不見刊書者名氏，而風格一致，體例、版式大致統一，且不見重複，故筆者認爲不同刻書者之間當有一種默契或協調，不妨視爲南宋中期建安書肆之一套十史。又，十史均有元代覆刻本，字體風格又有特色。據此字體特點，筆者認定以往藏書家視爲宋版之晉書、五代史記實皆元版。五、大德九路本十史中，晉書、隋書、南北史有複雜情況。晉書有十行二十字元版，舊時目録往往著録爲大德九路本，其實大德九路本皆十行二十二字，晉書傳本今僅存一部，十行二十字本乃其翻版，後入南監爲二十一史之一，故傳本甚多。隋書有元代後期覆刻本，南北史有明初覆刻本，原版與覆刻版皆入南監，故南監印本混用兩套版片。隋書另有瑞州路刊本，亦非大德九路本。余话
可以说尾崎康的书可以译出对中国学人当有很多启发。尾崎康本书只言史部之正史，而史部之其他以及经、子、集三部还有待后学整理。当然，还有很重要的大藏经版本的研究，尾崎康在一开始就提到了重要的开元寺版、东禅寺版藏经以及湖州思溪圆觉禅院大藏经。这些大藏经的版本复杂度丝毫不亚于正史版本，而且研究好这些经藏将从侧面促进其他版本的研究。此外，像南北监本对明清学人阅读的影响(“南监本二十一史可谓明清士人获得历史知识之主要来源)、史记三家注中正义的删节问题、汉书南宋前期两淮江东转运司刊递修本等纸背后的明代文书、三国志裴注格式的古式等等都将是很好的课题。即使从完善正史宋元版来说，我们也有很多工作可以做。因为我们可以发见本书中还有大量标注“未见”的正史传本，很多都在中国的图书馆藏着，学者也可以通过查验这些传本完善我们对于正史宋元版的问题。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读后感(四)：张丽娟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古籍版本研究的典范之作
尾崎康先生是我国古籍版本学界熟知并敬重的日本学者，其代表作《正史宋元版之研究》1989年由东京汲古书院出版，距今已近三十年。1991年先生曾应邀为北京大学中文系举办系列讲座，讲义编为《以正史为中心的宋元版本研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其中涉及《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的少量例证。许多中国读者，包括当时刚由学校进入图书馆古籍部门工作的笔者在内，藉由这本薄薄的小册子，稍稍窥见尾崎康先生研究中国古籍版本学的深厚造诣，并由此对《正史宋元版之研究》中译本充满期待。2018年3月，《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汉译增订版由乔秀岩、王铿编译，中华书局正式出版，可以说是满足了读者的多年期盼。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汉译增订版包括三部分：第一部“绪论编”，述北宋初期四部书编刻情况，北宋至元代正史的初次编刊，及刻工、避讳、分期等宋版鉴定的前提性讨论。第二部“综论编”，综合考察宋元时期各次系统性刊刻正史的情况，并及明南北监刻二十一史源流。第三部“解题编”，以各史的各版本及其印本为单位，对《史记》至《金史》共二十一部正史今存传本，做详尽的书志著录与版本考辨。正史版本研究对史学研究者来说自有其指导意义，笔者毋庸赘言；从古籍版本研究的角度，笔者认为本书有如下几个突出特点，值得总结借鉴。
注重实物调查，版本搜罗齐备，著录详尽准确
古籍版本研究注重实证，版本实物调查与书影资料搜集是重中之重。尾崎康先生多年调查所及，不仅包括了静嘉堂文库、宫内厅书陵部、内阁文库、足利学校遗迹图书馆、天理图书馆等日本公私藏书机构，还包括中国台湾的“中央图书馆”、故宫博物院、“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等，又陆续访问中国大陆的中国国家图书馆、上海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宋元版收藏大户。通过实地访书并广泛搜集影印本、书影、书志等资料，《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对现存正史宋元版本收罗殆尽，特别是大陆学者难以寓目的日本、台湾藏本，皆有详尽调查与著录。举凡各本行款版式、卷端题署、存卷缺叶、原版补版、牌记衔名、刻工避讳、装帧尺寸、钤印题跋等项，皆一一详述，如在目前。而限于条件未能寓目、仅据影印本及书影书志资料著录者，亦必注明“未见原件”、“未见”，并详注资料来源。
对古籍善本详尽准确著录，说来简单，实则甚验作者功力。以刻工著录为例，我们都知道刻工在宋元版鉴别中的重要作用，而这种作用的前提是对刻工的准确著录和准确分期。正史部头大、刊刻不易，而又需求广泛，书板经常年印刷、磨损修补，故今存正史宋元版传本多宋、元递修，或宋、元、明递修，原版与历次补版交互混杂。前人对这些递修本刻工的著录，往往不加辨别，或辨别不清，从而将宋、元刻工，或宋代不同时期、元代不同时期刻工混同。如果依据这种混乱的刻工著录去判断版本，不仅得不出正确结论，反而徒增疑惑。尾崎康先生凭借多年版本调查的经验，对宋元版本不同时期的补版情况有深刻认知，对印本差异极为重视，又有足够的眼力与标准本刻工积累，因此在版本著录中能够明晰原版与补版，将不同时期刻工区别开来，不仅为学界提供准确可靠的刻工信息，也成为本书在版本鉴别上能够超越前人的有力依据。
综合运用多种鉴别方法，推进宋元版鉴别的精细化、科学化
宋元版版本鉴别问题，掺杂原刻、翻刻，原版、补版，鉴别不易，常见混淆。正如作者所感叹：“旧时各种书目、书志、解题之失实，超出想象。”（698页）经过赵万里等先生的努力，宋元版鉴别逐渐走向科学化，以《中国版刻图录》、《北京图书馆善本书目》为代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继承了前辈学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对前人鉴定结论或补充推进，或纠谬创新，使正史宋元版鉴别工作达到新的高度。
以“解题编”第一种《史记》“北宋刊北宋修本”为例。此本为内藤湖南旧藏，今藏日本武田科学振兴财团杏雨书屋，仅存残本，没有刊记等可表明刊刻时间的信息。因与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南宋绍兴时期杭州地区刻本《史记》相似，前人以为同版，定为南宋刻本。作者通过实地调查，并以影印国图藏本相比勘，指出两本面貌酷似又有差异，是原刊与覆刊的关系。又通过补版叶比较，排除两本为同版不同印本的可能性。作者又广泛参考其他南宋初覆刻北宋本，总结南宋覆刻本在刀法字体上的特点：“北宋版字体圆润秀丽，南宋版将其影写，上版重雕，线条具直线化倾向，稍有右上势，给人以方峭犀锐、‘粗线条’之感。”（210页）而国图本正是这种覆刻本典型字体。作者再通过杏雨书屋本与北宋本《通典》的比较，指出“此本各种特点与书陵部藏北宋版《通典》极其相似。即不仅具体字体相似，版面风格一致，甚至原版叶与补版叶之间关系亦相同”，“此本避讳缺笔情况亦与北宋版《通典》同，此本刻工‘胡祐’亦见北宋版《通典》”（211页）。由此确认杏雨书屋本刊刻时间当与《通典》同时，为北宋刊北宋修本，并且是国图本的翻刻底本。最后作者又据水泽利忠校勘《史记》成果，覈杏雨书屋本与国图本异文，指出两本文字大体一致，亦偶见差异。通过实物调查、版本比较、刻工分析以及文本校勘等多种鉴定方法综合运用，作者不仅对杏雨书屋本《史记》刊刻时间做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也辨明了杏雨书屋本与国图本的关系，确认了杏雨书屋本的版本地位。
再如元覆南宋建刊十行本《晋书》与《五代史记》的版本认定。两本传世皆不鲜见，前代著录多作宋刊，特别是《五代史记》有“庆元五年鲁郡曾三异校定”题记，被认作宋庆元刊本。尾崎康先生在全面考察建刊十行本诸史基础上，比较《唐书》宋刻十行本与元代覆刻本的不同特点，依据字体、版心大小字、刻工姓名、补版等要素，以及与《唐书》的比较，指出台北故宫、日本内阁文库等藏十余部十行本《晋书》，以及台湾“中央图书馆”等藏数部《五代史记》传本，皆非宋刊，而是元代覆刊南宋中期建本。此鉴定意见见于1979年发表的《宋元刊三国志及晋书》及1989年出版的《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日文版。2010年作者得见上海图书馆藏真正的南宋建刊十行本《晋书》，两相比较，验证了当年对《晋书》元代覆刻本的判断（今汉译增订版已补入相关内容）。而迄今为止，真正的南宋建刊十行本《五代史记》尚未被发现，诸家著录，包括《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近年发布的第二批、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02668号、07036号），仍将《五代史记》著录作宋刊。
宋元版的版本鉴定堪称系统工程，仅据版本的某一两项特征，往往不足以得出准确结论，须综合各方面因素比较考察。比如刻工是宋元版鉴别的最有力工具，但利用刻工鉴别版本，首先要重视原、补版辨析，通过标准本刻工积累，获得正确的刻工分期；还要考虑刻工的同名异人、刻工的工作寿命、地区流动等问题。尾崎康先生充分重视刻工的作用，也对刻工利用中的复杂问题有清晰认知。他特别强调多名刻工共同参与，认为一两名刻工相同不足以判断版刻时地相同，而是努力寻找其他多方面鉴定因素，以达成稳固的证据链。他对杏雨书屋本《史记》版刻年代的判断，是多方面比较研究的结果，刻工与避讳只是列为最末的一个依据。同样的，牌记或题记也不能作为判断版刻年代的唯一依据，《五代史记》虽有“庆元五年鲁郡曾三异校定”题记，但通过字体、版式、刻工姓名等多方面考察，特别是通过与《唐书》等的比较研究，尾崎康先生将其定为元代覆刊本。笔者认为此鉴定意见理据充分，完全可从。
宋元版传本多无明确的刊刻时地记载，前人一般作“宋刻本”、“元刻本”等粗放著录，对同版不同印本的差别亦少有辨析。《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对今存正史宋元版刊刻时地、印刷时间做了精细化、科学化的研究，显示在版本项著录中，就是更为细致的时代分期（如南宋初期、南宋前期、南宋中期、南宋后半期）、刊刻地区划分（如建刊、蜀刊、浙刊）、刊本间关系的表述（如南宋初期覆北宋刊本、元覆南宋中期建刊本、元后期覆元大德饶州路刊本）、行格字体区别（如北宋刊小字本、南宋前期刊十行本、南宋前期蜀刊大字本）等。对同版不同印本，亦通过比较鉴别，区分各本补版情况、印刷时间。如元覆南宋中期建刊本《晋书》今存十几部传本，区别为原版初印本、元末明初修本、元明递修本、元至明正德六年递修本、至明嘉靖递修本等。版本鉴别上的每一点进步，都需付出极大的努力。《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在正史宋元版鉴别上的大幅推进，显示出作者深厚的学力与不懈努力，值得大书特书。
考察版本关系，梳理版刻源流
一部书流传过程中经增订、重编、新刻，可形成不同的版本系统。同一版本系统中，又有原刻、覆刻、重刻，形成多个不同版本。同一版本中，又因印刷时间不同，有早印后印、原版补版的差异，形成各自的印本序列。经典文献尤其是正经正史，历代刊刻纷繁复杂，传本众多，如本书《解题编》所录《史记》宋元版传本，即超过五十部，其中有全有残，有早印有晚印，有原版有补版，还有版式字体极为相似、颇易混淆的原刻与覆刻。除了少量传本中有牌记等可以证明其刊刻时地，大多数传本没有明确的版刻时地记载。面对这些零散纷繁的宋元版传本，即使是专业的文史研究者，也往往有无所适从之感。在版本鉴别的科学化、精细化基础上，比较考察各本之间关系，梳理版刻源流，辨明各本在各自版刻体系中的位置，以彰显价值、区别优劣，这是古籍版本研究进一步需要完成的任务。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对版本关系的重视，贯穿在每一版本、每一印本的考察中。上文所举杏雨书屋本《史记》，即是通过与国图本比较，确认其为北宋刊本，并且是国图本的刊刻底本。《唐书》等以元十行本与宋十行本比较，确认前者为元代覆刻宋本。又《汉书》、《后汉书》宋嘉定蔡琪一经堂本与元白鹭洲书院本，《隋书》之元大德本与元后期覆刊本，《南史》《北史》之元大德本与明初覆刊本等，都是通过考察版本关系鉴别版本的实例。除了版本特征的考察，作者还着意比较各本体例、文本，并通过文字校勘来考察版本关系，证明文本价值。《三国志》解题末附“《三国志》诸版文本”，《晋书》解题末附“《晋书》诸版文本”，列诸本典型性异文，反映了作者在文本校勘方面的努力。
本书《解题编》名为“解题”，却非一个个孤立版本的罗列，而是在版本鉴别与版本关系考察基础上，形成的各史诸版本、各版诸印本的有机序列。如《史记》解题将五十多部宋元版传本总分为集解本、集解索隐合刻本、集解索隐正义三家注本三大类型，其中“集解本”下列北宋刊北宋修本、南宋初期覆北宋刊本等十一种版本，“集解索隐合刻本”下列宋乾道七年建安蔡梦弼刊本等四种版本，“三家注本”下列宋绍熙黄善夫刊本等两种版本。各版本之下，再分列同版不同印本。如“三家注本”中的宋黄善夫本，列日本历史民俗博物馆藏本、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等六部传本；元至元二十五年彭寅翁崇道精舍刊本，列日本宫内厅书陵部、天理图书馆等九部传本。各版本之间有覆刻或继承关系，皆一一详辨；各印本有原版、补版，亦多方比较。“三家注本”之末附明代南监《史记》三种版本及其他明刊本，黄善夫本之末附明代四种覆刻本等，更可见作者不仅关注正史在宋元时期的版刻源流，对于这些宋元版本在后代的流衍传刻亦莫不详察。
在序言中作者提出“本书自期达到之目标为：就刊刻、修补、刷印等版本学问题，进行尽可能详细准确之说明，以便学者了解为其不同需要，当利用何种版本及如何利用”，阐明了版本学为学术服务的宗旨。通过版本关系的梳理比较，纷繁散乱的今存诸本在各自的版刻体系中各归其位，文本特征、传刻关系及各本价值、版本优劣得以呈现，大大方便了研究者和读者对这些宋元版的利用。
系联共时版本，总结版刻规律，反映刊刻全貌
宋元时期一些内容相近的书籍，如正经、正史、诸子、唐人诗文集等，往往有同时、同地、用同样的体例、同样的版式字体，刊刻一套“准丛书”的现象。而内容不同的书籍，若同时同地刊刻，也往往会有相似的版式风格、相同的字体及相通的刻工姓名。通过对这些共时版本的系联，可以对某时某地版刻风貌有总体的了解，总结版刻规律，又可通过已知版本，认识未知版本，推进版本鉴别。前辈学者运用版本系联的方法鉴别版本、总结规律，以《中国版刻图录》最为突出。该书按版刻地点、时间为序，汇聚同时同地版本，如陈宅书籍铺刻唐人集，黄善夫、刘元起刻正史，蜀刻大字本经书，蜀刻十一行本与十二行本唐人集，抚州公使库刻经书及同批刻工所刻《王荆公唐百家诗选》《侍郎葛公归愚集》等。又赵万里撰《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长泽规矩也撰《宋代合刻本正史之传本》，也已对正史在宋代的历次刊刻做了初步的系联与归纳。
《正史宋元版之研究》自觉运用版本系联的方法，综合考察正史在宋、元乃至明代的历次系统性刊刻，总结其中的规律性问题，由此也促进了对今存各传本的精细化鉴别。正如本书《综论编》开篇所言：“就今日我们之研究而言，数史同刻理当一并讨论，且有相互对照之便，如合刻数史中某一史失传或仅存残本，即可据其余诸史推定其刊年、刊者、刊地等。”（38页）《综论编》分列“北宋刊正史”、“旧称北宋景祐刊三史”、“南宋前期刊正史”、“南宋前期两淮江东转运司刊三史”、“南宋刊南北朝七史”、“南宋中期建安刊十史”、“南宋后期刊本、蜀刊本”、“元大德九路儒学刊十史”、“元末明初覆刻本隋书、南北史”、“明南北国子监二十一史（附）”共十章，就今存宋元时期正史传本系联归纳，其中有许多前人未曾注意或讨论未深的问题，以“南宋中期建安刊十史”及其元代覆刻本最为突出。
尾崎康先生由宋黄善夫、刘之问所刊三史，系联相同版式行款、字体风格的宋刊《三国志》等五史，又据元代覆刻本《晋书》与《五代史记》反推宋刻本的存在，从而指出“南宋中期之建刊十行本，备有十史”（127页）。此宋刊十行本的版刻特点是：“字体由初期建刊本之‘娟秀’变为‘棱角峭厉’，笔画往右斜上，棱角尖锐，横轻直重。”（120页）“版心皆不记刻工名，上象鼻记大小字数亦极罕见。”（669页）又依据其中有明确纪年的黄善夫本三史与覆刻本《五代史记》，推定全部十史刊行的时间，当在南宋绍熙至庆元间。此外，作者又通过《唐书》宋、元十行本的比较研究，依据刻工、版式、字体等特征，将《唐书》之元代覆刊本与《晋书》《五代史记》元代覆刊本系联起来。他总结元代覆刊本的版刻特点：“覆刻本不同于原本之特征，在字体稍嫌潦草，版心记字数、刻工名者甚多，缺笔字多数恢复正常字形等。”（126页）“字体不似黄善夫本《史记》等南宋中期建刊各史之尖锐严峭，右上势稍减，笔画较细，转显圆润。”（669页）
以上作者通过版本系联，勾勒出南宋中期建安刊十史及其元代覆刊本的整体面貌，提炼出南宋中期建刊本与元代覆刊本在版式、字体、避讳、刻工等方面的不同特点，同时也为《晋书》《五代史记》元代覆刊本的版本鉴定提供了依据。作者眼光并不限于正史，又推而及元代覆刊南宋中期《十三经》十行注疏本，以及元代覆刊南宋中期刊本《资治通鉴》，《解题编》更详列与《唐书》《晋书》《五代史记》刻工相通之元刻诸本，视野所及，遍及四部群籍。作者对正史宋元版的研究，建立在对宋元版群籍的整体把握上；而本书随处可见的有关版刻规律的精彩讨论，也为今后的宋元版整体研究提供了参考。
通过广泛的实证调查、版本比较、研究考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对今存正史宋元版各传本的版刻时地、版本关系及宋元历次正史刊刻的情况做了系统的梳理，总结规律，廓清疑难，将正史宋元版研究带上新的高度，也显示着古籍版本研究向纵深领域的发展。本书的研究成果具有史学、文献学等多方面的意义，其研究方法更值得版本学界总结借鉴。由于时间、地域的关系，《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日文版对大陆诸馆藏正史版本的调查有所不足。本次汉译增订版，编译者乔秀岩、王铿二位先生将原书出版后作者对大陆各馆藏本的调查研究所得，补充入各章节中；同时也广泛吸收了大陆学界有关正史版本研究的新成果。这些新成果，特别是近年一些年轻学者有关正史版本的最新研究，都是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的影响，深入探索而有所创获。这从另一方面反映了本书的影响力，也展现着中日学者在古籍版本领域新一轮的学术互动。《正史宋元版之研究》汉译增订版的出版，将使更多中国读者了解尾崎康先生宋元版研究的成果与方法，对我国的古籍版本研究、史学研究都将产生积极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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