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错集》读后感摘抄

《求错集》是一本由孙歌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求错集》读后感(一)：空间与场所

作为一名建筑师，对于“空间”和“场所”这两个词是非常敏感的。看到书中从非建筑的角度来说明这两个词，觉得很有趣，也发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关键概念，日译亦译成“界”，以强调它的相对自律性。按布尔迪厄的定义，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场是一个位置空间，也是一个决定立场的空间。他认为文化生产的“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为进入这个场的人们提供“可能态的空间”。在此有两个重点，一是“空间”，一是“可能态”，布尔迪厄的“空间”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当若干不同质的实体在某一特定范围内确定自身在某一时点的位置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孤立的实体，而只不过是各种不同序列关系的集结点而已。由这样一些位置不同的关系集结点构成的“位置集合体”，就是空间。而所谓的“可能态”，则是指在这一空间所规定的共同参照系之下进行的选择。

空间不是实体性的，但它也不是空的，它是各种位置的集合场。有了这样一个场，研究者可以把目光从实体研究转向关系研究。空间是一个场，但它是不可视的，立体的场，一旦使用了“空间”这个词，那就意味着至少是承认了结构主义的“关系论的认识论”，哪怕还有意无意保留着实体论思维的痕迹。

《求错集》读后感(二)：文化研究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着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本来面貌，文化是经过无数代人传承下来的，所以要从这上面做手脚是不可能的。那么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这就难了，别说是国家，就连一个小县城的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地方。没有人敢去写一个国家怎么怎么样，只能去写事件和一段时间内的文化演变。我还没有出过国，但是每去一个新城市，总是从陌生到熟悉，进而延伸到更加陌生的境遇，在这条文化探索之旅上，总是有有趣的事情发生。

作者孙歌在这本《求错集》中记录的就是他在日本亲身经历其文化熏陶，从而深入到精神层次，通过对比与研究的方式，带着中国的思想去看待日本的思想。这是很有意思的碰撞，在这之间有各种的熟悉也有陌生，这本书如果浅显来看并不深奥，可是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就会发现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她只是把对立的点呈现出来，关于怎么理解，还是要看读者的想法。

这本书越早看越好，因为我认为文化的进化速率是很快的，很多东西从过去放到将来一看就没有了可比性。我们已经从过去更思想层面的时代转化为了实体化时代，很多东西都能通过科技把思想转变为实体，这样一来就连文化的定义都会出现改变。这本书在创作的时候就很自由，作者想到哪写到哪，书中还有学术论文之外的一些杂想，咱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有了一种茶余饭后谈话的感觉。像这种知识性文章，就是要经得起推敲，未必作者所讲就一定合理，看这本书要带着求错的态度才有趣。

这本书看似哲学，却并非哲学，它顶多算是深奥一些的文学研究，在文学世界中的思想文化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也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文学当中一切都变得严谨起来，也是因为作者把这些都研究得十分透彻，才是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费力。如果对于不是很精通文化研究这类的读者来说，前面可能些许难读，不过后来就好很多。不过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都静不下心来看这类作品，因为他们喜欢的往往不是需要自己去思考的读物，而是需要作者像喂食一样直接把答案送到嘴边，但这种作品往往称不上是文学研究，它也是不负责任的。

《求错集》读后感(三)：文化研究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着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本来面貌，文化是经过无数代人传承下来的，所以要从这上面做手脚是不可能的。那么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这就难了，别说是国家，就连一个小县城的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地方。没有人敢去写一个国家怎么怎么样，只能去写事件和一段时间内的文化演变。我还没有出过国，但是每去一个新城市，总是从陌生到熟悉，进而延伸到更加陌生的境遇，在这条文化探索之旅上，总是有有趣的事情发生。

作者孙歌在这本《求错集》中记录的就是他在日本亲身经历其文化熏陶，从而深入到精神层次，通过对比与研究的方式，带着中国的思想去看待日本的思想。这是很有意思的碰撞，在这之间有各种的熟悉也有陌生，这本书如果浅显来看并不深奥，可是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就会发现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她只是把对立的点呈现出来，关于怎么理解，还是要看读者的想法。

这本书越早看越好，因为我认为文化的进化速率是很快的，很多东西从过去放到将来一看就没有了可比性。我们已经从过去更思想层面的时代转化为了实体化时代，很多东西都能通过科技把思想转变为实体，这样一来就连文化的定义都会出现改变。这本书在创作的时候就很自由，作者想到哪写到哪，书中还有学术论文之外的一些杂想，咱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有了一种茶余饭后谈话的感觉。像这种知识性文章，就是要经得起推敲，未必作者所讲就一定合理，看这本书要带着求错的态度才有趣。

这本书看似哲学，却并非哲学，它顶多算是深奥一些的文学研究，在文学世界中的思想文化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也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文学当中一切都变得严谨起来，也是因为作者把这些都研究得十分透彻，才是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费力。如果对于不是很精通文化研究这类的读者来说，前面可能些许难读，不过后来就好很多。不过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都静不下心来看这类作品，因为他们喜欢的往往不是需要自己去思考的读物，而是需要作者像喂食一样直接把答案送到嘴边，但这种作品往往称不上是文学研究，它也是不负责任的。

《求错集》读后感(四)：求错，也是在求对

高中时读过一本《最后的文化贵族2》，书中更多的是从很多学者的求学经历和人生际遇来展开，对各自的思想内核介绍得很少。饶是如此，也让我感受到了近似于浸淫文学中的愉悦。

孙歌的《求错集》，这是真正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欢愉。

可能是因为本书的内容是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落稿了。个人比较喜欢近代作家的作品。现代作家受市场和流行的影响很深。出书的门槛也在降低。肯往深层次去挖掘的作家已经不多了。

我不否认，现在也有愿意挖掘自己内心的作家。可是没有一定文化底蕴的积累，这种挖掘，就有可能沦为鸡汤一流。另一方面，像孙歌这样从文化方面去挖掘的人也很少。能够读到这本《求错集》，真的是一份惊喜。

书中涉及到作者对中国、日本两个国家文化的思考。她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可以为错”，这也是书名的来由。个人的理解是，作者在了解日本的文化，尤其是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后，再结合中国的本土文化，进行的目的是探索中国文化前进道路的思考。由此可见，作者是在认真践行自己作为文化人的那份责任的。

知识分子都应该有这么一份责任感。

有趣的是，日本很多年前，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是在近代，鲁迅等学者对日本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而这种影响，自然也波及到了作者身上。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闭环。

作者介绍了日本国内的文化紧张，她认为西方现代的文化焦虑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缺陷的反省，而东方的文化紧张却根源于能否在历史中确定自身文化位置的担忧。甚至，东方在世界史上的位置也是由西方确定的。

我们时常听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一个国际标准，申请时是向西方申请。然而我国的有些文化元素还被其他国家申请注册了。这不就是一个由西方掌握东方文化主动权的例子吗？

最近几年，我们在经济上科技上，已经逐步走出了高度紧张的状态。但我们的文化紧张，还是很严重。快餐文化、网络暴力、反智主义、极端的男权女权主义，总是在说要传承传统文化，但看到的却是良莠不齐，山寨居多，传统文化成了我们消费的对象和华丽的包装纸。前文提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还是走在消失的道路上吗？

这本书和快餐书不一样，想轻轻松松地看完、不用思考就get到萌点比较难。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就是这样促进我们思考的书啊。

《求错集》读后感(五)：“在语词的密林里”

“在语词的密林里”（第一个书评）

乍看此书，觉得是类似于简单的随笔散文合集，打开初读，只觉内容深刻，学术气息颇浓，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学科术语时，可以说是基本不能理解，硬着头皮读下去。但是到了文学评论的部分，我开始尝到了一些阅读的乐趣，作者这种严谨细致的文风是我很少读到的，而慢慢读下来，也是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的。

作者关于日本学界的中国学以及日本与亚洲、中国与亚洲文化之间的研究见解都基于自己深刻的学习和导师的指导，作为一个门外汉，我无法消化理解，故不做评价。文学评论的部分，是整本书我比较喜爱的部分。在讲到《洗澡》这本小说时，作者引用了《名利场》中的一句话：“我要故事在结束时叫每个人都不满意、不快活——我们对于自己故事以及一切故事都应当这样感觉。他要我们正视真实的情况而感到不满，这样来启人深思、促人改善”。大众文学中所崇尚的去恶扬善、“happy ending”是讲故事的某些形式，而将真实彻底的展现，即便是在虚构的世界中，依然要展现真实的话，可能就需要这种不满的情绪存在吧。谈到阅读，作者提到：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都会掌握一定的阅读成规。这些成规是由那个时代的意志形态乃至文学范式所直接塑造的。我也产生了一些疑问，那么我所在的时代，到底给我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阅读成规呢？我又能否设法改变这种成规呢？从我被汉语的语词包围开始，我被这样一种文化教养，影响，塑造，有些东西大概已经存在与我的意识、潜意识里了吧。

在作者“东方女性的文化立场”一文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假使我们又自由的习惯，又高于我们真正所想的东西的勇气，假使我们不害怕无人援手地自己走路，我们的关系是对这个现实世界而不仅仅对男人和女人的世界的，那么，一个女莎士比亚就会转生”。其实整个阅读过程，通过文字我的感觉作者应该是一位男性，可到书的末尾，作者无意提到自己的身份，我才恍然大悟，也许是自己才疏学浅的缘故，作者这种严谨平和的文风完全迷惑了我，同时也体现了我先入为主的思想吧。

作者关于旅行者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对于迷途不知返的独特想法也十分有趣。最后以书中我喜爱的一段话做个结尾吧：人在孩提时代不读诗而要听故事，因为他的感情尚未发育起来；而当他步入青年时代之后，如果他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他就会要求诗而放弃故事。

《求错集》读后感(六)：哪个国家最想进步?

还记得小时候读书，爸爸给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努力读书，才能走出去。那时候在农村好像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读书有出息，这些信息都在反应着父母希望子女进步，不要固守这一亩三分地。读书出来后，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所学到的才能，一步一步的从理论变成实践，慢慢的得到领导的认可，甚至得到公司的认可，有的人放弃老家的一眼望到头的清闲工作，再苦再累也要留在北上广这样打的城市奋斗，这种种的现象都在说明一个道理，大家都想进步。

我们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努力使自己进步，更别说国家想进步，要说到哪个国家发展最快也就是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不得不说的就是日本。

早期有过很多中国的名人到过日本求学，这些人中有郭沫若、郁达夫、萧红等等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号的，即使在中日交恶的那段时期，在日本学习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强调日本人的学习精神、认真精神值得中国人学习，并认为这是日本名族能够强盛起来的原因。

在孙歌的《求错集》中，带领我们走入不一样的日本文化，和一个不断进步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文化的发展和文学史的进步。孙歌是东京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

一，文学

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用，是在它与社会的关系中确定的，换言之，作品是否有用，就看它是否深刻的表现了社会科学其它范畴的研究对象。例如，表面上我们通过作品看到了搞笑、人物的一些肤浅特征，如果深入的可以从作品中看到道德形态、历史现象、文化特征、心理素质。

以鲁迅的作品为例，他的小说却几乎不流露所表达的那种道德义愤与教诲的热情，《孔乙己》《阿Q正传》等都使用了描述性反语，而且对心理刻画表现出更大兴趣，从而大量运用性格反语，即情境性反语的主要手段。

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所引起的对于犯人刑满释放后安置问题的社会关注，都是公认的事实；《菊花与剑》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论点；《鲁滨逊漂流记》以平易的散文口语代替了中世纪修辞学所要求的繁文缛节，这既是作品的一个变化，又暗含这时代的更替；卡夫卡《变形记》所采用的耸人听闻的荒诞派手法，实在是表现现代人孤独与恐惧的最有力的艺术手段。

二，女性

众所周知在日本，女性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在西方国家女权主义者要说到伍尔芙，在这女权意义上，伍尔芙提出了她著名的“两性同体说”：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伍尔芙的女权主义开山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但是在日本文坛中，孙歌在《求错集》中给我们介绍了向田邦子，她曾写下近千部电视剧和十余部小说、随笔，她造就了一大批向田迷。向田的小说充分体现了在一个没有崇高、没有英雄因而也无悲剧可言的平庸的世界里，普通现代人徒劳的挣扎。她的笔下都是市井庶民。

向田邦子在《日本的女人》一文中，向田把西方女性与日本女性在饭店点菜是的态度做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女性在饭店就餐时，如果服务员上错菜了，就会把盘子退给服务员，拒绝道：“这不是我点的菜”；可是日本女人却使减少店员的忙碌而放弃了自己的这样拒绝的权利，理由是：“吵闹起来多丢人”。这这里就可以归纳出日本女性的生活态度。

孙歌在《求错集》中还说了很多关于日本的生活和发展，并说道自己在日本求学所遇到的种种现象，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对日本的不满，没有对日本的批评，只有着对日本的赞叹和对日本人的友好。

《求错集》读后感(七)：一本带有浓厚学术气息的评论和随笔集

最近写文字经常出错，要么思维混乱，要么错字连篇，自己也曾反思过，是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太过追求数量而忽略了质量，恐怕都有。写文字是需要思考的，如果一味的为了完成任务而写，自然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写文字一要有思考，先有文章的框架，然后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完善；二要有内容，任何文字都要先知后言，如果仅仅是略懂皮毛，就开始长篇大论，读者肯定会觉得主次不明，内容不清，结构不严谨；三要有方向，但凡一篇文章如果没有方向，就如无头苍蝇。每一篇文章都是为作者思想服务的，你写的文字希望谁能读懂，希望达到什么效果，在落笔之前就要有所设定，如果你没做好这些功课，写出的文字连自己都不会满意。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孙歌著的《纠错集》。因为自己经常犯糊涂，所以要学学别人是如何纠错的，读过此书之后，才发现自己又犯经验教条主义了。这本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纠错文集，而是作者三十年前访日期间所作的学术评论、文学评论及杂感类文字的结集，其中多篇曾在《读书》上发表。按照编者所说，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无论是对日本思想史的辨析与梳理，还是对日本文化的切身体验，都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深度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如果想了解日本现代史的，不妨可以读读这本书，作者通过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与梳理，以及在日本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可以帮助一些文学爱好者在更广泛、更深层次的领域内了解日本文化，甚至东方文化或亚洲文化。为何要这么说呢，最近读了几本日本作家的作品，如《告白》《伊豆舞女》《被嫌弃松子的一生》等，觉得日本文学有其特殊性，了解一下日本文化，对读其文学作品有很好的帮助。本书中，除了作者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性文字，还包括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随笔，文字精炼有味，思考角度新颖独到，能给读者带来丰富的知识性阅读之享受。

正如作者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可以为错，有意义的正在于对文化的探讨与求索。本书所收的文字都是从她当初的不规则思考开始的，其“无法归类”的杂文特质也成了作者日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特风格。孙歌是东京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位置》《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等，多为论文集。

本书中的文章，充分展现了作者思想之深邃，虽然是一本评论集，读起来学术气息依然浓厚，可见作者这些年学术研究还是很有成效的，随随便便写篇文章，都会让学识不够者看着吃力。我可能用词不当，说作者“随随便便”写篇文章，并非说作者写的文章不够仔细认真，而是作者经常写长篇巨论，这样的小文，对于作者来说，确实拓展分析受限，但是并没有阻碍其对话题的深入探讨。对于读者来说，可谓福音，原来评论还可以这样阐述。

我比较喜欢本书中的文学评论部分，如评论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这部小说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作者读过这部小说之后，非常赞同小说就要触及人的灵魂，故事的结尾未必非得让每个人都满意，都很开心，如果感到压抑，感到愤懑，反而很真实，能够引起读者的思考。大多小说都是虚构的，而叙述的故事却又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特征。什么样的小说才算是名著？我觉得，读完这部小说，会让你产生共鸣，对你有所触动，或者令你有所反思，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之所以被称为名著，一定有其道理，小说中不仅仅是讲述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些故事让你感受到历史沧桑，感受到时代大背景后面的期盼。

作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时时刻刻都在思考，都在阐述她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或许暂时让你觉得有些过于深奥，这正是作者的严谨之处。或许作者是位女性吧，她写的文章属于理性与感性结合恰到好处的那种。读这本书并不难，就看你抱着什么目的来读，我想作者更希望是学术性探讨，未必非得赞同其观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更有现实意义。

《求错集》读后感(八)：启发

松下涉与布迪厄区别。 滨下武志华夷变态与民族主义转型，近代朝贡吸纳条约(萨林斯？)，地域体系与朝贡体系 岸本美绪亚洲表象并非华夷实体总和，而是实体交融形成的关系网络(布迪厄？)。 佐藤幸男，文化交流作为经济副产品 ，文化越境，作为海域的亚洲。 黑木英充以多语言媒介者的人格多重性，以研究地域系统。 林正宽，我们的语言，搭桥语言，国家介入的国语化，三者关系与近代化。 陈其南，前者指出传统中国的国家本质是“文化的”，而非“社会的”，它以家族伦理与政治秩序的混同为特征；而中国型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私民”，中国的都市只是乡村的延长线，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社会，因而在“国”与“家”之间存在着真空状态，妨碍中国实现近代民主政治。 村田雄二郎，中国民族国家转型研究，清末中国积极提倡地方自治的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中央集权论者，因此他指出中国史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能以对立的图式来表示。 黑住真，天主教这一与近世日本社会国家完全无缘的外部存在物，因而在日本国家社会内部矛盾的临界面上成为促使其多元统一的“否定性触媒”。黑住论文准确勾勒出近世日本思想体制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和利用排他来自我确立的特质，间接揭示了日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稳定关系。 寺田浩明，在古代中国，“约”是统领各类对等或强制性约束关系的“上位概念”，从这一视角出发来看，明清时期发生作用的规则与作用空间并不一致的法与契约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行动基准的共有形态”。为揭示这一两者共有的基础，他把目光投向“大于个别契约关系”“小于国家行政区划”的社会空间——乡村。指出：乡村“约”的基本构造是“首唱与唱和”（由特定召集者提出动议，引起众人响应）、“自发与强制”的互补结构，而地域秩序正是在不同主体的“结约”行为之间的对抗与统合中形成的。他进而指出：这种“首唱—唱和”“自发—强制”的构造是国法与民约都具有的基本结构，这导致了二者作为规范秩序的共通性。 宫岛博史，“两班”由高丽时代东班（文官之列）、西班（武官之列）职位概念演化而成社会阶层，以家族为单位形成地方统治势力。两班集团直至16世纪一直采取男女均分的财产继承方式，17世纪之后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两班集团实力的衰退，为了确立两班社会的特质，朱子学意识形态被作为使其正当化的工具加以利用。 沟口的论文《中国理气论的形成》， 先秦之“理”基本上是指事物的具体属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观念领域；经战国末期至汉代，理才与道、义相提并论，成为指称事物自然性与必然性的独立概念，但不具有“宇宙原理”的意味；经汉代至唐，理作为认识事物推移过程中某种自然法则的视点得到了确立，在此过程中，晋郭象的理观念赋予了它“内在的同时又是超越的”特质，并用“一”来表示其内外一贯的绝对性；这种特质在六朝得到进一步肯定，使得理既与具体事物（人）相关，又具备先验的性质，它统合了个别与普遍、多样与唯一的二元对立。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单纯超验的“道”。 而“气”的哲学从前汉到魏晋再到唐，形成了与“从无到有”的本体论相结合的“理—气”体用论，在结构上天、地、人以一气贯之的结构论，以及气之聚散导致物生物灭的“运动论”。 朱子理气论的理观并非前史中“理的哲学”的简单继承，他将前史中属于“气”的范畴的“太极”转化为理，在“气的哲学”的框架中建立了他的理气论。 宫岛博史，亚洲断裂问题 平石直昭 ，来自欧洲的普遍性。日本历史上有四种重要的思想倾向相互对立渗透、融合分化。它们是：强调日本政治形态独特性的血统论“国体”思想(原始)；与其相对立的日本版天谴说“天道”思想(古典—作崇变体)；否定现世价值的普遍宗教思想(佛)；保障现世利益的各种咒术性教义(阴阳道)。而日本近世思想史中的儒教，正是在这种种因素的关系之中试图确立自己的普遍性价值。 川胜平太，锁国之前以元代为轴心，东亚社会完成了从政治中心社会向经济中心社会的转变，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进行物产交流的体系；锁国和华夷秩序使得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潜在化了，而开国之后，这种竞争表面化，带来了亚洲地域独自的市场圈和经济活力。反英国解释 渡边浩，在19世纪末中国与日本接触进步史观的时候，其各自的历史准备具有与“进步”相通的侧面和不同的侧面。中国“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与不可逆的时间感觉相结合，构成循环与上升的历史观念，渡边注意到中国思想传统中有不少与西方“进步”观念貌合神离的要素。华夷意识起源于上古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演进的观念，因而“中华”生活样式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普遍状态；这使它与“进步”史观不同，可以成为空间的分类基准，却无助于在时间上为“现在”定位；而朱子学、阳明学者鼓励个人修身、儒家之崇“文”等也不能简单对应于西方“进步观”的相应要素。 德川日本的思想也同样复杂，围绕着历史方向的预测、为“现在”定位的方式等等，存在着多样的态度。荻生徂徕基本在儒学的框架之内认识这些问题，因而强调圣人之道具有普遍不变的有效性，反对文华奢侈，主张抑制商品经济；而海保青陵则认为世之奢侈化与智识的精密化是不可逆转的，尽管他同样对此持保留态度。而与此同时，江户孕育了“开放”的意识，它意味着繁华奢侈，由此催生了其后的“文明开化”观念。这种不同于西方进步观的“文明”观何以未停留在肤浅的时尚层面而成为当时知识人与政界的追求目标？何以日本人与其他非西方民族不同，如此不加抵抗地接受了西方模式的“文明开化”？渡边指出，这与日本从中国接受的“华夷”观念有关：从江户时代的日本开始，在世界各国的序列当中尽可能名列前茅的愿望代替了“进步”观念。就当时日本而言，“开化”意味着从“夷狄”向“中华”的转变，而当时的“中华”已经不是同时代中国，而是更为强盛的西洋。有了这样的前提，日本人眼中的西方不是真正的西方，而是参照儒学价值基准而理想化了的西方影像。因而，渡边意味深长地指出：所谓明治维新，是西方化的开始，也是江户以来中国化的完成。 宫村治雄，日本明治时期新闻记者陆羯南政治思想中关于自由主义的若干侧面。论文首先细致刻画了羯南与同时代的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在自由主义视角方面的区别，接着便从三个问题领域入手分析陆羯南与法国（雷诺阿）、德国（布伦切利）的自由主义学说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三个领域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权力构成”中的自由主义；“国际论”与“自由”的关系。在第一个领域里，宫村概括了布伦切利国家、社会观念中前者的“法的人格性”与后者的“多数个人的偶然结合”的基本点，和保罗相应观念中前者的“依靠权力的强制机关”与后者的“从自然到人为的多样性结合”的基本点。进而，他指出这两者的异同，并指出羯南的国家与社会观念明显区别于福泽和兆民将二者混为一体的观念，这来自他对于布伦切利和保罗学说的同时吸收；但与这两位欧洲思想家不同的是，羯南在日本现实中创造了自己的国家社会学说。 围绕“国家有机体论”，他与保罗有着根本性对立。他基于对日本“社会”脆弱性的认识，指出了政府之于议会、行政之于立法的优越性，并呼吁在政府与行政之中贯彻“立宪政体”的精神。而在“国际论”框架内，他处理的不是对外政策和外交，而是对于个人“特立”（个人特性的独立存在）的认识。他把这一原理推广至国家关系，从国家“特立”的角度批判了法国自由主义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金容沃，论文开头说：不具相对性的普遍性不可能存在，东方人所说的普遍性是“持续的”而非“超越的”。金容沃进而又批评了朝鲜思想史中的相同倾向，指出所谓“实学”的二分法亦是一种由战后学者的“近代情结”所造成的虚构；他因而强调朝鲜思想史的主轴是在被“近代观”所否定了的朱子学框架内展开的。 大宅壮一指出，日本的文坛一直保持着封建手工业者所特有的垄断市场、以“专业”和“业余”的区分来防止外来者入侵以及师徒制度等等要素，这种行业帮会式的文坛形态在文坛内部的堕落与来自外部的新兴作家和大众传媒的冲击下不得不面临解体。中井正一则指出，在各种“坛”的论争背后，潜藏着的是“经济的不安”，亦即对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依赖。无论是大宅还是中井，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日本的文坛与论坛与其说是个人自由的发言空间，毋宁说是一个个组织严整的社会集团。 荻生葅来为了抵制训读的“读”(汉语转日语音节)而发明的不出声的“看”（揣摩）古汉语典籍的方法，因为他试图以此消解训读发出日语读音所带来的汉籍日本化的幻觉并确保阅读的准确性。

《求错集》是一本由孙歌著作，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68.00，页数：380，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求错集》读后感(一)：空间与场所

作为一名建筑师，对于“空间”和“场所”这两个词是非常敏感的。看到书中从非建筑的角度来说明这两个词，觉得很有趣，也发觉很多东西是相通的。

“场”是布尔迪厄社会学中的关键概念，日译亦译成“界”，以强调它的相对自律性。按布尔迪厄的定义，在社会文化结构中，场是一个位置空间，也是一个决定立场的空间。他认为文化生产的“场”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为进入这个场的人们提供“可能态的空间”。在此有两个重点，一是“空间”，一是“可能态”，布尔迪厄的“空间”概念，说的通俗一点，就是当若干不同质的实体在某一特定范围内确定自身在某一时点的位置的时候，它们就不再是孤立的实体，而只不过是各种不同序列关系的集结点而已。由这样一些位置不同的关系集结点构成的“位置集合体”，就是空间。而所谓的“可能态”，则是指在这一空间所规定的共同参照系之下进行的选择。

空间不是实体性的，但它也不是空的，它是各种位置的集合场。有了这样一个场，研究者可以把目光从实体研究转向关系研究。空间是一个场，但它是不可视的，立体的场，一旦使用了“空间”这个词，那就意味着至少是承认了结构主义的“关系论的认识论”，哪怕还有意无意保留着实体论思维的痕迹。

《求错集》读后感(二)：文化研究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着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本来面貌，文化是经过无数代人传承下来的，所以要从这上面做手脚是不可能的。那么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这就难了，别说是国家，就连一个小县城的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地方。没有人敢去写一个国家怎么怎么样，只能去写事件和一段时间内的文化演变。我还没有出过国，但是每去一个新城市，总是从陌生到熟悉，进而延伸到更加陌生的境遇，在这条文化探索之旅上，总是有有趣的事情发生。

作者孙歌在这本《求错集》中记录的就是他在日本亲身经历其文化熏陶，从而深入到精神层次，通过对比与研究的方式，带着中国的思想去看待日本的思想。这是很有意思的碰撞，在这之间有各种的熟悉也有陌生，这本书如果浅显来看并不深奥，可是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就会发现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她只是把对立的点呈现出来，关于怎么理解，还是要看读者的想法。

这本书越早看越好，因为我认为文化的进化速率是很快的，很多东西从过去放到将来一看就没有了可比性。我们已经从过去更思想层面的时代转化为了实体化时代，很多东西都能通过科技把思想转变为实体，这样一来就连文化的定义都会出现改变。这本书在创作的时候就很自由，作者想到哪写到哪，书中还有学术论文之外的一些杂想，咱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有了一种茶余饭后谈话的感觉。像这种知识性文章，就是要经得起推敲，未必作者所讲就一定合理，看这本书要带着求错的态度才有趣。

这本书看似哲学，却并非哲学，它顶多算是深奥一些的文学研究，在文学世界中的思想文化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也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文学当中一切都变得严谨起来，也是因为作者把这些都研究得十分透彻，才是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费力。如果对于不是很精通文化研究这类的读者来说，前面可能些许难读，不过后来就好很多。不过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都静不下心来看这类作品，因为他们喜欢的往往不是需要自己去思考的读物，而是需要作者像喂食一样直接把答案送到嘴边，但这种作品往往称不上是文学研究，它也是不负责任的。

《求错集》读后感(三)：文化研究

我一直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化代表着的就是这个国家的本来面貌，文化是经过无数代人传承下来的，所以要从这上面做手脚是不可能的。那么想要了解一个国家的文化这就难了，别说是国家，就连一个小县城的文化都有着深刻的地方。没有人敢去写一个国家怎么怎么样，只能去写事件和一段时间内的文化演变。我还没有出过国，但是每去一个新城市，总是从陌生到熟悉，进而延伸到更加陌生的境遇，在这条文化探索之旅上，总是有有趣的事情发生。

作者孙歌在这本《求错集》中记录的就是他在日本亲身经历其文化熏陶，从而深入到精神层次，通过对比与研究的方式，带着中国的思想去看待日本的思想。这是很有意思的碰撞，在这之间有各种的熟悉也有陌生，这本书如果浅显来看并不深奥，可是经过仔细的思考之后，就会发现作者在书中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她只是把对立的点呈现出来，关于怎么理解，还是要看读者的想法。

这本书越早看越好，因为我认为文化的进化速率是很快的，很多东西从过去放到将来一看就没有了可比性。我们已经从过去更思想层面的时代转化为了实体化时代，很多东西都能通过科技把思想转变为实体，这样一来就连文化的定义都会出现改变。这本书在创作的时候就很自由，作者想到哪写到哪，书中还有学术论文之外的一些杂想，咱看这本书的时候也就有了一种茶余饭后谈话的感觉。像这种知识性文章，就是要经得起推敲，未必作者所讲就一定合理，看这本书要带着求错的态度才有趣。

这本书看似哲学，却并非哲学，它顶多算是深奥一些的文学研究，在文学世界中的思想文化和现实生活当中的也是有着本质的不同。在文学当中一切都变得严谨起来，也是因为作者把这些都研究得十分透彻，才是这本书读起来并不费力。如果对于不是很精通文化研究这类的读者来说，前面可能些许难读，不过后来就好很多。不过我个人认为现在的年轻人都静不下心来看这类作品，因为他们喜欢的往往不是需要自己去思考的读物，而是需要作者像喂食一样直接把答案送到嘴边，但这种作品往往称不上是文学研究，它也是不负责任的。

《求错集》读后感(四)：求错，也是在求对

高中时读过一本《最后的文化贵族2》，书中更多的是从很多学者的求学经历和人生际遇来展开，对各自的思想内核介绍得很少。饶是如此，也让我感受到了近似于浸淫文学中的愉悦。

孙歌的《求错集》，这是真正让我感受到了这种欢愉。

可能是因为本书的内容是在上个世纪就已经落稿了。个人比较喜欢近代作家的作品。现代作家受市场和流行的影响很深。出书的门槛也在降低。肯往深层次去挖掘的作家已经不多了。

我不否认，现在也有愿意挖掘自己内心的作家。可是没有一定文化底蕴的积累，这种挖掘，就有可能沦为鸡汤一流。另一方面，像孙歌这样从文化方面去挖掘的人也很少。能够读到这本《求错集》，真的是一份惊喜。

书中涉及到作者对中国、日本两个国家文化的思考。她认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可以为错”，这也是书名的来由。个人的理解是，作者在了解日本的文化，尤其是日本汉学和日本中国学后，再结合中国的本土文化，进行的目的是探索中国文化前进道路的思考。由此可见，作者是在认真践行自己作为文化人的那份责任的。

知识分子都应该有这么一份责任感。

有趣的是，日本很多年前，就受到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是在近代，鲁迅等学者对日本的影响也不容小觑。而这种影响，自然也波及到了作者身上。形成了一个有意思的闭环。

作者介绍了日本国内的文化紧张，她认为西方现代的文化焦虑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缺陷的反省，而东方的文化紧张却根源于能否在历史中确定自身文化位置的担忧。甚至，东方在世界史上的位置也是由西方确定的。

我们时常听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一个国际标准，申请时是向西方申请。然而我国的有些文化元素还被其他国家申请注册了。这不就是一个由西方掌握东方文化主动权的例子吗？

最近几年，我们在经济上科技上，已经逐步走出了高度紧张的状态。但我们的文化紧张，还是很严重。快餐文化、网络暴力、反智主义、极端的男权女权主义，总是在说要传承传统文化，但看到的却是良莠不齐，山寨居多，传统文化成了我们消费的对象和华丽的包装纸。前文提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不还是走在消失的道路上吗？

这本书和快餐书不一样，想轻轻松松地看完、不用思考就get到萌点比较难。但我们真正需要的其实就是这样促进我们思考的书啊。

《求错集》读后感(五)：“在语词的密林里”

“在语词的密林里”（第一个书评）

乍看此书，觉得是类似于简单的随笔散文合集，打开初读，只觉内容深刻，学术气息颇浓，特别是涉及到一些学科术语时，可以说是基本不能理解，硬着头皮读下去。但是到了文学评论的部分，我开始尝到了一些阅读的乐趣，作者这种严谨细致的文风是我很少读到的，而慢慢读下来，也是有其独特的魅力所在的。

作者关于日本学界的中国学以及日本与亚洲、中国与亚洲文化之间的研究见解都基于自己深刻的学习和导师的指导，作为一个门外汉，我无法消化理解，故不做评价。文学评论的部分，是整本书我比较喜爱的部分。在讲到《洗澡》这本小说时，作者引用了《名利场》中的一句话：“我要故事在结束时叫每个人都不满意、不快活——我们对于自己故事以及一切故事都应当这样感觉。他要我们正视真实的情况而感到不满，这样来启人深思、促人改善”。大众文学中所崇尚的去恶扬善、“happy ending”是讲故事的某些形式，而将真实彻底的展现，即便是在虚构的世界中，依然要展现真实的话，可能就需要这种不满的情绪存在吧。谈到阅读，作者提到：任何一个时代的读者都会掌握一定的阅读成规。这些成规是由那个时代的意志形态乃至文学范式所直接塑造的。我也产生了一些疑问，那么我所在的时代，到底给我形成了一个什么样的阅读成规呢？我又能否设法改变这种成规呢？从我被汉语的语词包围开始，我被这样一种文化教养，影响，塑造，有些东西大概已经存在与我的意识、潜意识里了吧。

在作者“东方女性的文化立场”一文中，有一段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假使我们又自由的习惯，又高于我们真正所想的东西的勇气，假使我们不害怕无人援手地自己走路，我们的关系是对这个现实世界而不仅仅对男人和女人的世界的，那么，一个女莎士比亚就会转生”。其实整个阅读过程，通过文字我的感觉作者应该是一位男性，可到书的末尾，作者无意提到自己的身份，我才恍然大悟，也许是自己才疏学浅的缘故，作者这种严谨平和的文风完全迷惑了我，同时也体现了我先入为主的思想吧。

作者关于旅行者与世界的关系以及对于迷途不知返的独特想法也十分有趣。最后以书中我喜爱的一段话做个结尾吧：人在孩提时代不读诗而要听故事，因为他的感情尚未发育起来；而当他步入青年时代之后，如果他获得了丰富的情感，他就会要求诗而放弃故事。

《求错集》读后感(六)：哪个国家最想进步?

还记得小时候读书，爸爸给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努力读书，才能走出去。那时候在农村好像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考读书有出息，这些信息都在反应着父母希望子女进步，不要固守这一亩三分地。读书出来后，在工作岗位上，发挥自己所学到的才能，一步一步的从理论变成实践，慢慢的得到领导的认可，甚至得到公司的认可，有的人放弃老家的一眼望到头的清闲工作，再苦再累也要留在北上广这样打的城市奋斗，这种种的现象都在说明一个道理，大家都想进步。

我们作为人类中的一员每天都在想着如何努力使自己进步，更别说国家想进步，要说到哪个国家发展最快也就是进步最快的国家之一，不得不说的就是日本。

早期有过很多中国的名人到过日本求学，这些人中有郭沫若、郁达夫、萧红等等还有一些说不上名号的，即使在中日交恶的那段时期，在日本学习过的人都会异口同声地强调日本人的学习精神、认真精神值得中国人学习，并认为这是日本名族能够强盛起来的原因。

在孙歌的《求错集》中，带领我们走入不一样的日本文化，和一个不断进步的国家，我们可以看到日本的文化的发展和文学史的进步。孙歌是东京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专业为日本政治思想史。

一，文学

一部文学作品是否有用，是在它与社会的关系中确定的，换言之，作品是否有用，就看它是否深刻的表现了社会科学其它范畴的研究对象。例如，表面上我们通过作品看到了搞笑、人物的一些肤浅特征，如果深入的可以从作品中看到道德形态、历史现象、文化特征、心理素质。

以鲁迅的作品为例，他的小说却几乎不流露所表达的那种道德义愤与教诲的热情，《孔乙己》《阿Q正传》等都使用了描述性反语，而且对心理刻画表现出更大兴趣，从而大量运用性格反语，即情境性反语的主要手段。

比如雨果的《悲惨世界》所引起的对于犯人刑满释放后安置问题的社会关注，都是公认的事实；《菊花与剑》是一部研究日本民族文化的论点；《鲁滨逊漂流记》以平易的散文口语代替了中世纪修辞学所要求的繁文缛节，这既是作品的一个变化，又暗含这时代的更替；卡夫卡《变形记》所采用的耸人听闻的荒诞派手法，实在是表现现代人孤独与恐惧的最有力的艺术手段。

二，女性

众所周知在日本，女性的地位是很低下的，在西方国家女权主义者要说到伍尔芙，在这女权意义上，伍尔芙提出了她著名的“两性同体说”：在我们之中每个人都有两个力量支配一切，一个男性的力量，一个女性的力量，在男人的脑子里男性胜过女性，在女性的脑子里女性胜过男性。最正常、最适意的境况就是这两个力量在一起和谐地生活。伍尔芙的女权主义开山之作《一间自己的屋子》所说的正是这个道理。

但是在日本文坛中，孙歌在《求错集》中给我们介绍了向田邦子，她曾写下近千部电视剧和十余部小说、随笔，她造就了一大批向田迷。向田的小说充分体现了在一个没有崇高、没有英雄因而也无悲剧可言的平庸的世界里，普通现代人徒劳的挣扎。她的笔下都是市井庶民。

向田邦子在《日本的女人》一文中，向田把西方女性与日本女性在饭店点菜是的态度做了鲜明的对照，西方女性在饭店就餐时，如果服务员上错菜了，就会把盘子退给服务员，拒绝道：“这不是我点的菜”；可是日本女人却使减少店员的忙碌而放弃了自己的这样拒绝的权利，理由是：“吵闹起来多丢人”。这这里就可以归纳出日本女性的生活态度。

孙歌在《求错集》中还说了很多关于日本的生活和发展，并说道自己在日本求学所遇到的种种现象，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看到，没有对日本的不满，没有对日本的批评，只有着对日本的赞叹和对日本人的友好。

《求错集》读后感(七)：一本带有浓厚学术气息的评论和随笔集

最近写文字经常出错，要么思维混乱，要么错字连篇，自己也曾反思过，是注意力不集中，还是太过追求数量而忽略了质量，恐怕都有。写文字是需要思考的，如果一味的为了完成任务而写，自然会出现这样的状况。我觉得写文字一要有思考，先有文章的框架，然后根据自己的知识储备进行完善；二要有内容，任何文字都要先知后言，如果仅仅是略懂皮毛，就开始长篇大论，读者肯定会觉得主次不明，内容不清，结构不严谨；三要有方向，但凡一篇文章如果没有方向，就如无头苍蝇。每一篇文章都是为作者思想服务的，你写的文字希望谁能读懂，希望达到什么效果，在落笔之前就要有所设定，如果你没做好这些功课，写出的文字连自己都不会满意。

今天与大家分享的是孙歌著的《纠错集》。因为自己经常犯糊涂，所以要学学别人是如何纠错的，读过此书之后，才发现自己又犯经验教条主义了。这本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纠错文集，而是作者三十年前访日期间所作的学术评论、文学评论及杂感类文字的结集，其中多篇曾在《读书》上发表。按照编者所说，本书所收集的文章无论是对日本思想史的辨析与梳理，还是对日本文化的切身体验，都体现了作者思想的深度和敏锐的问题意识。如果想了解日本现代史的，不妨可以读读这本书，作者通过对日本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对比与梳理，以及在日本语境下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可以帮助一些文学爱好者在更广泛、更深层次的领域内了解日本文化，甚至东方文化或亚洲文化。为何要这么说呢，最近读了几本日本作家的作品，如《告白》《伊豆舞女》《被嫌弃松子的一生》等，觉得日本文学有其特殊性，了解一下日本文化，对读其文学作品有很好的帮助。本书中，除了作者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性文字，还包括了大量的文学评论和随笔，文字精炼有味，思考角度新颖独到，能给读者带来丰富的知识性阅读之享受。

正如作者所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亦可以为错，有意义的正在于对文化的探讨与求索。本书所收的文字都是从她当初的不规则思考开始的，其“无法归类”的杂文特质也成了作者日后在学术研究领域的一个独特风格。孙歌是东京都立大学政治学博士，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竹内好的悖论》《文学的位置》《我们为什么要谈东亚》《思想史中的日本与中国》等，多为论文集。

本书中的文章，充分展现了作者思想之深邃，虽然是一本评论集，读起来学术气息依然浓厚，可见作者这些年学术研究还是很有成效的，随随便便写篇文章，都会让学识不够者看着吃力。我可能用词不当，说作者“随随便便”写篇文章，并非说作者写的文章不够仔细认真，而是作者经常写长篇巨论，这样的小文，对于作者来说，确实拓展分析受限，但是并没有阻碍其对话题的深入探讨。对于读者来说，可谓福音，原来评论还可以这样阐述。

我比较喜欢本书中的文学评论部分，如评论杨绛先生的长篇小说《洗澡》，这部小说写的是解放后知识分子第一次经受的思想改造。作者读过这部小说之后，非常赞同小说就要触及人的灵魂，故事的结尾未必非得让每个人都满意，都很开心，如果感到压抑，感到愤懑，反而很真实，能够引起读者的思考。大多小说都是虚构的，而叙述的故事却又多多少少带有时代的特征。什么样的小说才算是名著？我觉得，读完这部小说，会让你产生共鸣，对你有所触动，或者令你有所反思，这才是真正的文学。之所以被称为名著，一定有其道理，小说中不仅仅是讲述一些风花雪月的故事，而是，通过这些故事让你感受到历史沧桑，感受到时代大背景后面的期盼。

作者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她时时刻刻都在思考，都在阐述她的观点，而这些观点或许暂时让你觉得有些过于深奥，这正是作者的严谨之处。或许作者是位女性吧，她写的文章属于理性与感性结合恰到好处的那种。读这本书并不难，就看你抱着什么目的来读，我想作者更希望是学术性探讨，未必非得赞同其观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更有现实意义。

《求错集》读后感(八)：启发

松下涉与布迪厄区别。 滨下武志华夷变态与民族主义转型，近代朝贡吸纳条约(萨林斯？)，地域体系与朝贡体系 岸本美绪亚洲表象并非华夷实体总和，而是实体交融形成的关系网络(布迪厄？)。 佐藤幸男，文化交流作为经济副产品 ，文化越境，作为海域的亚洲。 黑木英充以多语言媒介者的人格多重性，以研究地域系统。 林正宽，我们的语言，搭桥语言，国家介入的国语化，三者关系与近代化。 陈其南，前者指出传统中国的国家本质是“文化的”，而非“社会的”，它以家族伦理与政治秩序的混同为特征；而中国型社会的基本构成单位是以家族、宗族为基础的“私民”，中国的都市只是乡村的延长线，不存在独立的市民社会，因而在“国”与“家”之间存在着真空状态，妨碍中国实现近代民主政治。 村田雄二郎，中国民族国家转型研究，清末中国积极提倡地方自治的知识分子，几乎毫无例外地是中央集权论者，因此他指出中国史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不能以对立的图式来表示。 黑住真，天主教这一与近世日本社会国家完全无缘的外部存在物，因而在日本国家社会内部矛盾的临界面上成为促使其多元统一的“否定性触媒”。黑住论文准确勾勒出近世日本思想体制中的力量对比关系和利用排他来自我确立的特质，间接揭示了日本“国家”与“社会”之间的稳定关系。 寺田浩明，在古代中国，“约”是统领各类对等或强制性约束关系的“上位概念”，从这一视角出发来看，明清时期发生作用的规则与作用空间并不一致的法与契约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行动基准的共有形态”。为揭示这一两者共有的基础，他把目光投向“大于个别契约关系”“小于国家行政区划”的社会空间——乡村。指出：乡村“约”的基本构造是“首唱与唱和”（由特定召集者提出动议，引起众人响应）、“自发与强制”的互补结构，而地域秩序正是在不同主体的“结约”行为之间的对抗与统合中形成的。他进而指出：这种“首唱—唱和”“自发—强制”的构造是国法与民约都具有的基本结构，这导致了二者作为规范秩序的共通性。 宫岛博史，“两班”由高丽时代东班（文官之列）、西班（武官之列）职位概念演化而成社会阶层，以家族为单位形成地方统治势力。两班集团直至16世纪一直采取男女均分的财产继承方式，17世纪之后开始发生变化。随着两班集团实力的衰退，为了确立两班社会的特质，朱子学意识形态被作为使其正当化的工具加以利用。 沟口的论文《中国理气论的形成》， 先秦之“理”基本上是指事物的具体属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观念领域；经战国末期至汉代，理才与道、义相提并论，成为指称事物自然性与必然性的独立概念，但不具有“宇宙原理”的意味；经汉代至唐，理作为认识事物推移过程中某种自然法则的视点得到了确立，在此过程中，晋郭象的理观念赋予了它“内在的同时又是超越的”特质，并用“一”来表示其内外一贯的绝对性；这种特质在六朝得到进一步肯定，使得理既与具体事物（人）相关，又具备先验的性质，它统合了个别与普遍、多样与唯一的二元对立。在这一点上，它区别于单纯超验的“道”。 而“气”的哲学从前汉到魏晋再到唐，形成了与“从无到有”的本体论相结合的“理—气”体用论，在结构上天、地、人以一气贯之的结构论，以及气之聚散导致物生物灭的“运动论”。 朱子理气论的理观并非前史中“理的哲学”的简单继承，他将前史中属于“气”的范畴的“太极”转化为理，在“气的哲学”的框架中建立了他的理气论。 宫岛博史，亚洲断裂问题 平石直昭 ，来自欧洲的普遍性。日本历史上有四种重要的思想倾向相互对立渗透、融合分化。它们是：强调日本政治形态独特性的血统论“国体”思想(原始)；与其相对立的日本版天谴说“天道”思想(古典—作崇变体)；否定现世价值的普遍宗教思想(佛)；保障现世利益的各种咒术性教义(阴阳道)。而日本近世思想史中的儒教，正是在这种种因素的关系之中试图确立自己的普遍性价值。 川胜平太，锁国之前以元代为轴心，东亚社会完成了从政治中心社会向经济中心社会的转变，同时也形成了一个与欧亚大陆进行物产交流的体系；锁国和华夷秩序使得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竞争潜在化了，而开国之后，这种竞争表面化，带来了亚洲地域独自的市场圈和经济活力。反英国解释 渡边浩，在19世纪末中国与日本接触进步史观的时候，其各自的历史准备具有与“进步”相通的侧面和不同的侧面。中国“一治一乱”的循环史观与不可逆的时间感觉相结合，构成循环与上升的历史观念，渡边注意到中国思想传统中有不少与西方“进步”观念貌合神离的要素。华夷意识起源于上古野蛮状态向文明状态演进的观念，因而“中华”生活样式被视为人类文明的普遍状态；这使它与“进步”史观不同，可以成为空间的分类基准，却无助于在时间上为“现在”定位；而朱子学、阳明学者鼓励个人修身、儒家之崇“文”等也不能简单对应于西方“进步观”的相应要素。 德川日本的思想也同样复杂，围绕着历史方向的预测、为“现在”定位的方式等等，存在着多样的态度。荻生徂徕基本在儒学的框架之内认识这些问题，因而强调圣人之道具有普遍不变的有效性，反对文华奢侈，主张抑制商品经济；而海保青陵则认为世之奢侈化与智识的精密化是不可逆转的，尽管他同样对此持保留态度。而与此同时，江户孕育了“开放”的意识，它意味着繁华奢侈，由此催生了其后的“文明开化”观念。这种不同于西方进步观的“文明”观何以未停留在肤浅的时尚层面而成为当时知识人与政界的追求目标？何以日本人与其他非西方民族不同，如此不加抵抗地接受了西方模式的“文明开化”？渡边指出，这与日本从中国接受的“华夷”观念有关：从江户时代的日本开始，在世界各国的序列当中尽可能名列前茅的愿望代替了“进步”观念。就当时日本而言，“开化”意味着从“夷狄”向“中华”的转变，而当时的“中华”已经不是同时代中国，而是更为强盛的西洋。有了这样的前提，日本人眼中的西方不是真正的西方，而是参照儒学价值基准而理想化了的西方影像。因而，渡边意味深长地指出：所谓明治维新，是西方化的开始，也是江户以来中国化的完成。 宫村治雄，日本明治时期新闻记者陆羯南政治思想中关于自由主义的若干侧面。论文首先细致刻画了羯南与同时代的福泽谕吉、中江兆民等在自由主义视角方面的区别，接着便从三个问题领域入手分析陆羯南与法国（雷诺阿）、德国（布伦切利）的自由主义学说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三个领域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国家的权力构成”中的自由主义；“国际论”与“自由”的关系。在第一个领域里，宫村概括了布伦切利国家、社会观念中前者的“法的人格性”与后者的“多数个人的偶然结合”的基本点，和保罗相应观念中前者的“依靠权力的强制机关”与后者的“从自然到人为的多样性结合”的基本点。进而，他指出这两者的异同，并指出羯南的国家与社会观念明显区别于福泽和兆民将二者混为一体的观念，这来自他对于布伦切利和保罗学说的同时吸收；但与这两位欧洲思想家不同的是，羯南在日本现实中创造了自己的国家社会学说。 围绕“国家有机体论”，他与保罗有着根本性对立。他基于对日本“社会”脆弱性的认识，指出了政府之于议会、行政之于立法的优越性，并呼吁在政府与行政之中贯彻“立宪政体”的精神。而在“国际论”框架内，他处理的不是对外政策和外交，而是对于个人“特立”（个人特性的独立存在）的认识。他把这一原理推广至国家关系，从国家“特立”的角度批判了法国自由主义的殖民主义意识形态。 金容沃，论文开头说：不具相对性的普遍性不可能存在，东方人所说的普遍性是“持续的”而非“超越的”。金容沃进而又批评了朝鲜思想史中的相同倾向，指出所谓“实学”的二分法亦是一种由战后学者的“近代情结”所造成的虚构；他因而强调朝鲜思想史的主轴是在被“近代观”所否定了的朱子学框架内展开的。 大宅壮一指出，日本的文坛一直保持着封建手工业者所特有的垄断市场、以“专业”和“业余”的区分来防止外来者入侵以及师徒制度等等要素，这种行业帮会式的文坛形态在文坛内部的堕落与来自外部的新兴作家和大众传媒的冲击下不得不面临解体。中井正一则指出，在各种“坛”的论争背后，潜藏着的是“经济的不安”，亦即对于社会经济制度的依赖。无论是大宅还是中井，他们最后的结论都是：日本的文坛与论坛与其说是个人自由的发言空间，毋宁说是一个个组织严整的社会集团。 荻生葅来为了抵制训读的“读”(汉语转日语音节)而发明的不出声的“看”（揣摩）古汉语典籍的方法，因为他试图以此消解训读发出日语读音所带来的汉籍日本化的幻觉并确保阅读的准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