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之间》的读后感大全

《朋友之间》是一本由[美] 汉娜·阿伦特 / [美] 玛丽·麦卡锡 / [美]卡罗尔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6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朋友之间》读后感(一)：摘抄

阿伦特的信条—用对世界的爱来代替对个人的过份关注，赋予了政治生活的某种救赎的力量。

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

玛丽：机会和选择共同塑造人生，而且机会的重要性大于选择。

奥登：心里像是螺旋形开瓶器一样曲里拐弯的欲望。

这种思维活动的本质在于它具有能够直接关注世界的能力，不仅仅是关注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而是关注世界本身，并且剥夺了思维中可能存在的迷信，情感因素以及理论的悲饰。

汉：我一直认为，我们刚开始思考的时候要从头开始，就好像以前从未有人思考过，然后就会像所有人学习。

托克维尔：既然过去已经停止把光明投照给未来，人们的思想就只能在黑暗中徘徊。

同道者的友谊。

亲密关系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是普世的体验。

因为我得和我的自我生活在一起，我的自我事实上是唯一那个永远不会和我分开的人，我得永远忍受它的陪伴，我不想成为一个谋杀者。

我的自我和别人无关，和这个世界无关，就像艺术家。

天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写信，我写过数不清的信给你，感谢你，想念你，每次想到你都会更添一份亲近和温柔。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件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请原谅我这么想。

趣味是“组织”的一种原则，也就是说，趣味不仅仅决定我们会喜欢哪些东西或者这个世界上看上去或听上去不是什么样的，而且还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和那些人相亲相近。

有时候，我穿行在纽约，看着这些年那些因为死神带走了住在里面的人而空空荡荡的屋子。上帝知道，我已经经历了至亲离去，我难以想象离开我住的地方，仅仅因为只有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分分秒秒能感受到他的离去。

人的一生可以概括为是一个给予和被剥夺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始于生命本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一种给予，死亡是一种被剥夺，在这两者之间的一切都可以用同样法则来解释。

《朋友之间》读后感(二)：“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事实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可以正常地生活，但只要有一点点意外我就会彻底崩溃。我大概没有告诉过你，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担心他会突然离去。这种担心常常几近于恐惧。现在，这些担心和恐惧都不复存在，心里只剩下了一片空白。有时我想，失去了身体里的这种沉重感我已经没法走路了，这是真的，我感觉自己在飘。我无法想象未来，想到未来的一两个月就会让我头晕目眩。”

读到这里几乎落泪，联想到阿伦特这样以理性和坚强著称的女性知识分子，在丈夫去世后开始直陈内心的痛苦与脆弱，便更能体会到其中的无奈与不得已。这也让我意识到，一个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无论她在知识领域占据着多么权威的地位，她的思想有多么高深或者晦涩，她在劝导别人时能够做到多么冷静客观，都不代表她有能力顺利地解决好自己生活中的难题。阿伦特作为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的学生尚且如此，学力浅薄、见识肤浅如普通知识女性，更是在面对生活上的繁难问题时理不出头绪。如果说丈夫海因里希去世前，阿伦特更多时候在与麦卡锡的交往中充当着朋友兼导师的角色，对麦卡锡深陷其中的情感纠葛和事业困境进行哲人式的分析；在此以后，她却反过来寻求麦卡锡的支持、帮助与理解。两个人的位置互换反而显现了友谊的纯度，让我几乎观摩到一种近乎典型的模板，一种“同道者的友谊”。

没有任何一种关系能与同行者之间的友谊相媲美。阿伦特曾说，严肃的友谊与对单个个体的浪漫爱情不同，前者是使生活获得意义的东西，能让生存维度延伸；后者只不过是“两个人的极权主义”，会让两个人周围的世界消失。就像米兰·昆德拉所写的：“两个人相爱，愿意只有他们两人，与世隔绝，这是很美的事情。但他们用什么来滋养每天的面对面相见？世界虽然实在让人瞧不起，但他们需要这个世界来进行谈话。”相比之下，两个人望向同一方向的关系要丰富得多。同道者一起成长，一起发现世界，就像麦卡锡为阿伦特展现了一个活色生香的感性乐园，阿伦特则引导着麦卡锡进入古老深刻的欧洲文明。我非常羡慕她们之间忠诚、绵长的情谊，彼此成为对方的庇护所，因为我未曾有过相识时间超过十年以上的朋友，也不知道和知心朋友朝着共同目标前进、并且在精神层面高度契合是怎样的体验。

阿伦特和麦卡锡在书信中聊日常琐事，聊家长里短，也聊政治新闻，和其它与爱情有关的困惑和迷茫。两个女性知识分子急于了解对方对某本书、某部电影或某个事件的看法，这在“朋友”的概念如此泛滥又非常模糊的当下几乎是少见的，在惯于相互轻慢的文人圈里更是难得一见的现象。她们在二十五年间共同经历重要的历史事件，分担彼此作为普通人而不是杰出女性的忧愁和快乐，处于私人领域内的亲密交流和对于公共空间的责任感使她们既相互了解又相互尊重。整本书读下来，除了对麦卡锡宛如小孩子般的某些细节忍俊不禁以外，更多的是因这份忠诚、真挚的友谊而生起感动、羡慕之情。麦卡锡写给阿伦特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会致以最深挚的爱，因为阿伦特是那么懂她，那段著名的建议——“他必须把你吓跑，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才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么做很残酷，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爱你的人对你不残酷，尤其是他也用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爱情中的平等从来都是件可怕的事。同情（不是怜悯）也许是种美好的情感，但爱情里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出自阿伦特1958年写给她的信。

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去世后，麦卡锡放下正在创作的小说初稿，转而花了三年时间对阿伦特的《精神生活》的演讲稿进行编辑、校对与注解。在后记中，麦卡锡写道：“我非常想念她，感受着截肢后的痛苦，直到再也感觉不到痛。我知道她已经死了，但同时我又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她在这个房间里的存在，在我写作的时候倾听我的文字……”在麦卡锡的心中，阿伦特不仅仅是长她六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她之所以深深爱着这位迷人的女性也不仅仅出于仰慕与敬佩。我觉得这种感情（且不论质地与纯度如何），也会产生于两个在精神层面渴望交流、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陪伴的普通人之间，至于”什么样的对话者会塑造什么样的说话人”，大可不必作为首先考虑的命题和条件。

《朋友之间》读后感(三)：如果没有你

3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的读完，热泪盈眶。

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25年真挚感人的友谊。

如果没有你，这漫长的人生，该会是多么的寂寞寥落。

1 刚开始看的时候有很多琐碎的背景知识，支离破碎的感觉，只是两个女人之间很平常的聊天，感觉不到什么有意思的价值。慢慢看下去之后，渐入佳境。如果不能沉浸式阅读，那就干脆不要读了。整本书都是两个女人之间年复一年的闲谈，感想，八卦，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就是关于死亡和离别。

2 看进去之后就非常能够体会她们这一段维持25年的友谊的真和美。没有虚情假意的社交客套，写下来的都是内心真实的感受。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不因地点的变更而疏远。全心全意的尊重对方，真实坦白的表达自己。两个人的相处，非常的妥帖自然。从这些年复一年的信件中完全能够体会到她们渴望相处和沟通的深切渴望。真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聚的分分秒秒都妙不可言。

3 玛丽的信非常有生活的质感。写小说的人的通常对生活的感受都是非常敏锐的。玛丽对生活有着非常明确而执着的追求，是敢爱敢恨的可爱的人。她和结婚15年的第二任丈夫离婚，风风火火的和第三任共结连理，没有迟疑犹豫，勇敢的纵身飞跃。看她的信是享受，那些旅途中的美景，感受到的美，在她的笔下是如此的拥有画面感，以至于似乎触手可及。她对遣词造句的推敲琢磨更是让人敬佩。在读这本书之前对她了解不多，只是读过她写的《她们》，非常好的小说，当时是一口气读完，完全放不下，每个人都是那么的鲜活，而又不局限于自我的小天地。现在知道作者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富有内涵的精彩的女人。

4 汉娜的简约深邃让人无法言语。她是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先行者。她的思想如此厚重精妙，完全出人意料。从信件本身来看，她是安静的思考者。她的信很少有写的长的，但是却常常有惊心动魄的点睛之笔，那种锐利的来自精神的强大气场，完全征服了我。在哲学的世界里她是绝对的女王，而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中，她的冷漠疏离自动屏蔽了很多噪音喧哗，留下来的都是真心相交的朋友。她的精神帝国如此广阔，以至于一般人根本心平气和的领略其中的美。玛丽用不自知的纯真天然进入这个无与伦比的殿堂，然后如鱼得水。

5 那些知识分子之间的八卦，间接展现了那个时代很多其他人不为后人所知的一面。例如索尔，例如奥登，例如萨特和伏波娃，例如索尔琴尼。真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那么多传世的作品就这样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看她们评论自己同时代的同行也是一种乐趣，很多见解非常独到。

6 她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尽管身份背景社会地位不同，却都对人类社会有着深深的热忱，在她们眼中，每个人都是地球村的居民，发生在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玛丽在成为外交官夫人后，感受更为深刻一些。对于政治事件，她们有着非常明确的个人意见。忧虑的时代，也是动荡的时代。

7 那些计算时间和距离相约见面的信件，恰恰最能表明她们的感情是多么的要好。从这些出现频率很高的信件中，她们那些时而切近时而遥远的距离轨迹，画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线条，玛丽的要柔和平缓些，汉娜的则要冷峻陡峭的多。就像两条有生命的线，总是渴望着更多的交点。

8 离别。渐渐的开始有人退场离去，难免的生离死别。汉娜在其中一封信里阐述了犹太人的观点，即但凡上帝给予的，最终还是会被上帝收回去。这个民族的豁达和蓬勃生机由此可见。眼看着那些老友一个接一个的离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在人世间挣扎求生的日子。先是汉娜失去了丈夫，而后又失去了奥登。奥登的离世对汉娜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他们是非常投缘的朋友，奥登对汉娜一直抱有特殊的感情。接着就是玛丽失去了汉娜。失去了汉娜的日子，不知道玛丽是怎么坚忍的熬过来的，她用了3年的时间来整理汉娜的书稿，这样就可以感觉她还在，还可以陪她讨论，闲聊，八卦。我想对于玛丽来说，汉娜的离开也就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时代结束了。

9 人生在世，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年轻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匆匆忙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奔波忙碌。只有等到坐下来只剩下回忆的时候，才能明白，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匆忙，更多的和那些关心自己的和自己关心的人共度一些时光，生活的味道便可以更浓郁些。只是时光永远不能重来。

10 女人，就应该像她们那样，活出自己的质量和风采。

《朋友之间》读后感(四)：越洋情书——Mary&Hannah情话的不完整记录

M: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了，我总想着要写一封值得你看的信。可是我担心这样的时候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到来，所以就先写一封简单的信。

M:希望能收到你的信，听你说说罗马，或者希腊。我在威尼斯非常想念你，和任何时候一样。你真是太好了，上次在这里还有在米兰，你都融化了我心里的冰。

H:我得慢慢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日子，我很想念你。我正开始有点儿担心你，想着要给你写信但还没写的时候，你的信就来了。

M:我得赶紧把这封信寄出去了，请接受我深深的爱，让我的思念张开翅膀飞到你身边。

H:我刚坐下来准备给你写信，埃斯特（阿伦特的女佣）就送来了你的长着翅膀的信。

H:我写这封信不是因为我想写信，而是因为写了这封信我才可以收到你的回信。

H:你寄来的围巾实在太美了，我觉得简直都没法对你说“你不该寄”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哦，玛丽，我多么希望你此刻就在这里啊，我已经厌倦了写信。上个星期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你会突然出现在门口，结果就收到了你的礼物，我马上换了衣服试戴。太漂亮了，漂亮得舍不得用。可是如果你能突然出现在门口，那比任何礼物都要好。

H:很高兴收到你的信，我自己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啊！祝贺你们买了房子。我知道它的确切位置，这让我回忆起圣普拉希德地铁站，现在想到你会在那里的某个门口突然出现，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H: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你在忙什么？就算我表现不好，我是指我不写信，你也要写信给我。

H:我刚才还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去参加蒂利希的讲座还是呆在家里给你写信。现在你知道结果了——这意味着我得给蒂利希写封信，告诉他我感冒了。我想你已经回到巴黎了吧？想着我们俩的信在大西洋的上空擦肩而过是件多么奇妙的事啊！

H:最亲爱的玛丽，快点写信给我！我非常非常想念你，可是我讨厌写信。你没有理由不写信。另外，谢谢你送我的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可爱的陶器，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让它抚慰我想念你的心。

M:我本来没打算写这么多的。我真的很想你，所以才会啰哩啰嗦地写了这么多。就要见到你了。

H:虽然你不在，却好像你时时都在一样。

M:亲爱的汉娜，我真的非常想念你。想到你，我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H:每次收到你的信时，我都会意识到我是多么想你。时局那么糟糕，我们应该多些时间待在一起。

H:我已经写得太长了，这只能说明我是多么想念你。

M:随信奉还已经修改的关于暴力的文稿。有些地方几乎看不清。如果我能看到你的原稿就好了——最好是有宽宽的边距和三倍行距的打字稿。但是，我最希望的是能和你一起通读稿子。可惜这只能是个梦想。

M:在海德堡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到你。

M:我已经非常想你了，想念我们在一起谈话的那些日日夜夜就如同思乡之情。

H:天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写信。我写过数不清的信给你——感谢你，想念你，每次想到你都更添一份亲近和温柔。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

M:但是想到要见到你，我的心跳突然就加速了。

M:比尔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写信给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因为你对于我来说太重要，我不愿写一封不值得你读的信给你。

H:我刚刚收到你的信，马上就回信了——就像你在我面前说话，我要马上回答一样。收到你的信，能和你说说话，我真高兴。

H:我现在想写信了，也有时间写信了，可是突然想到巴黎是多么遥远啊，这让我的心一阵揪痛。

H:亲爱的，这是一封又长又无聊的信。请不要因此而生我的气，不要不写信给我。

M:你听上去很寂寞，所以我要赶紧回信。

M:我们在罗马城墙附近的荒野上走了一会儿，想到你4月来时这里会春意盎然，不由得心生羡慕。

M:我会很快再写一封真正的信。我很想你，非常爱你。

“她们书信中的那种柔情表达了一种接近于浪漫情感的友情，虽然与性无关，但也不是完全柏拉图式的友谊。”

“这是一个幸存者的故事：令人振奋，不是因为它有个美好的结局——故事是没有结局的——而是因为她们可以尽情从彼此的才能中获得快乐。”

“玛丽麦卡锡和汉娜阿伦特就像两个女学生，手挽着手，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操场上那些男孩（还有女孩）滑稽可笑的动作，她们是如此贴近生活，这让有关她们的其他一切都有了可信度。我们跟随着她们二人，行进在遥远的几乎无法航行的思想之河上，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探险者手中始终会保留着火种。”

《朋友之间》读后感(五)：朋友之间，友谊之间

“请代我向海因里希问好，祝你们的夏天快乐如故。现在，我们和这里颤抖的树木一起正在等待即将到来的肆虐的暴雨，它会很快过去，有时甚至会忘记到来。” ——玛丽·麦卡锡，1959年

读《朋友之间》，很多场景总是莫名想起《末路狂花》里的塞尔玛和露易丝，一个冷静严肃、章法有度，一个热情奔放、随心所欲。这跟汉娜·阿伦特和玛丽·麦卡锡的故事如此神似，不同的是后者更像是在精神领域体验着两人相伴的旅途。

这本书信集属于二十世纪两位杰出女性：汉娜·阿伦特（1906-1975）——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玛丽·麦卡锡（1921-1989）——美国杰出作家、评论家、政治运动家。书信集共分为五部分，收录了自1949年至1975年阿伦特去世期间两人上百封信件。在这些信件里她们辩谈时事，更探讨文学、创作历程，倾诉情感，它们充满了智慧和思辨，同时不乏真诚和亲密。这本书用一种私人而真实的方式，展现了两人的政治、道德、文学观和思想脉络，更为我们示范了一种漫长而独特的高贵友谊。

平心而论，这本书并不好读。首先当然正如本书编者卡洛·布莱曼所说“遍布其中的人名、地名、事件（当代和古代的都有）、书名、文章名以及宣言”，这些庞杂的背景知识并非单靠维基百科就能理清它们的脉络，更需要还原其时代和生活语境，由此把握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甚至某些隐藏在人名、地名下秘而不宣的会心一笑。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普通读者而言这无疑是困难的。其次，如何把握几百封信件中的生活琐碎日常也是阅读本书时不可避免的问题。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并不因为二十世纪两位杰出女性的描述变得更为有趣，它们似乎也在不断验证着拉金式的琐碎庸常——这也恰是生活的本质，许诺的“黄金般的奖赏”并不时时出现，生活以这种方式考验着包括杰出灵魂在内的所有人的耐心。

然而，静心倾听阿伦特和麦卡锡两人的声音，存在于书信字里行间的持续三十年的友谊逐渐在我们眼前清晰起来。1944年，两人在纽约曼哈顿的莫雷山酒吧第一次见面，麦卡锡一瞬间被初到美国的阿伦特所吸引：“她充满了活力，一种让人激动的不同寻常的活力……她给我带来快乐和惊奇。” 两人的故事自此开始。

书中记录的第一封信来自阿伦特，1949年写给麦卡锡，称赞其最新完成的小说《绿洲》：“写得太好了！你完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杰作。” 就是如此，她们的很多信件探讨各自的创作。麦卡锡面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仅衷心赞扬这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人类思想方面至少领先了十年”；同时也会指出阿伦特使用英语时的不规范表达，表达自己对于极权主义的异议。在很多信件里麦卡锡也会主动提出为阿伦特的著作进行校对编辑，以期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麦卡锡也会在面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与顾虑，向阿伦特求助该做何种选择时，收到阿伦特细心认真的分析和鼓励：“不要把蚂蚁和蚱蜢扯到你的决定中来。不管怎么样，别去理会以前的人怎么做，他们常常是错误的。”

两人的友谊亦在面对彼此不同的观念和立场时呈现出坚定又珍贵的样态。阿伦特接受《纽约客》邀请去耶路撒冷报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写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将自己抛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时，麦卡锡及时站出来，给予阿伦特无私无畏的支持。在《众声责难》中，麦卡锡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虽然有恐怖之处，但却令我精神振奋。我很坦白地说，这本书让我感到快乐，我在里面听到了赞美歌——不是表达对极权主义的仇恨，而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颂歌。” 麦卡锡在陷入感情和婚姻的桎梏之时，阿伦特也用她超凡的理性和真挚的感情，以超越女性特有的感性和脆弱的视角，带给麦卡锡莫大的慰藉。“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爱你的人对你不残酷，尤其是他也是用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时。” “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改变任何东西……这只是女孩子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你要么愿意接受原来的他，要么趁早离开。” 阿伦特这些关于爱情的观点显然不同于热情又渴望变化、期待随时都会到来新感情的麦卡锡的态度，然而我们却能在这些话语中感受到阿伦特对于爱情和男女关系的精准认知。

此外，对文人的评头论足也是两人通信的一个主题。两人相互推荐各自的阅读趣味，她们笔下谈论过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杜拉斯、君特·格拉斯……看似闲聊间都是智慧的闪光。麦卡锡会在读完《微暗的火》之后兴冲冲告诉阿伦特纳博科夫是“第一个把怪异的新文明变成艺术品的”，而后收到阿伦特的回应：“纳博科夫身上有些东西我非常不喜欢，他似乎总想炫耀他有多聪明，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 麦卡锡也在读完《铁皮鼓》后询问阿伦特对格拉斯的看法。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像是政治家和作家的讨论，她们好似脱下了神圣外衣，变成更为亲密，更为私人，属于闺蜜间的趣味和好恶的试探和交流。

一位出生德国，最终定居美国的政治家；一位出生美国，却对欧洲充满天生向往，最终定居巴黎的作家。两人像是完成了一次出生和身份认同的对调，在此期间，两人都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不断飞行、停歇、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第二故土。于是便能看到她们对那些城市真切的感受：“罗马的天气似乎是罗马人生活中亲密的一部分”；把“旧时光的优点和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苏黎世：“在每个街角，都能看到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在卖采自山谷的百合花束、阿尔卑斯山的玫瑰、亮蓝色的龙胆草以及香气袭人的水仙花”；“伊萨卡岛美极了，就像荷马诗篇里描写的一样——这是无人涉足的西方世界，绿意葱葱，神秘的海湾笼罩在薄雾之中，玫瑰色珍珠般的云彩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 这些诗意又真诚的文字像是在眼前铺展开来的画卷，我们在这些信笺中也以同样频率的呼吸感受着她们的城市。

两人的友谊源于一次偶然的会面，然而持续三十年的情感显然不能依附于同种偶然，需要信任、付出和爱。所以在她们的信件中，随处可见：“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了，我总想着要写一封值得你看的信。” “我得慢慢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日子，我很想念你。我正开始有点儿担心你，想着要给你写信但还没写的时候，你的信就来了。” “昨天我收到了你的信，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

正如阿伦特在写给麦卡锡的一封信开头所言：“我写这封信不是因为我想写信，而是因为写了这封信我才可以收到你的回信。” 《朋友之间》这部书信集正是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段高贵又沁人心脾的珍贵友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要不是1975年阿伦特因中风而突然离世，她们的通信绝不会停止。她们的友谊则延宕多年，依旧鲜活于世。

《朋友之间》读后感(六)：友谊断想，《朋友之间》读后

1

书信集不太好读，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太日常琐碎。即便是名人通信，若无作传或研究的动机，也较难读下去。除非双方文笔俱佳，其通信又在文献价值之外，另有一番被“看”的意义，比如此书，不但是通信，也是一出友谊的戏剧。

2

友谊这事不是理念造就，而是生活所得。常人生活一世，未必能遭逢深切的友谊。怀疑主义者自然可以说，若从某个拔高的意义上看，友谊并不存在，或是，真正的友谊就是我们所曾经历的，其他纯属虚妄。但理智者总须承认，未亲历的并不一定是捏造，未通达的也许始终是潜在的可能。借助于“看”，人们超出一己有限的生活，所看的内容是是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镜像。借助于观看，我们接近友谊，在满足与缺憾中，度量自己的生活。

3

米南德曾说（蒙田也深以为然），只要能遇到朋友的影子，就算幸福了。可见，在他们看来，友谊实在很稀缺。当然，几乎任何东西的古典标准都很高，跟希腊人相比，罗马人算是标准低的了，可西塞罗却说“友谊只存在于好人之间”，又说“我说的‘好人’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无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康慨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他们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按这标准，陈浩南和山鸡之间的关系肯定算不上完美的友谊。其实，光是好人在一起还不一定就产生友谊，因为好人与好人之间也存在性情是否相合的问题，因此他最终定义说，友谊就是“对有关于人和神的一切问题看法完全一致，并且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善和挚爱”。我们可以将这种高标准看作是一种渴求，渴求更好更高的东西，在友谊中，这种渴求便是渴求另一个自己，连同这本来的自己一同成为更好的人。

4

这不止是古人的渴求。现代人西蒙娜·薇依如是说——“完美的友人，就是两个人在大部分时期交往频繁，并彼此始终做到完美的公正。一个正义的行为，就是友爱在两个人之间的瞬间闪现。”西塞罗和薇依说起友谊都要说到神或公正，以此否定友谊只是两个或多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是某种协同向上。用薇依的原话说，完美的友谊就是“进入中间项为神的三项比例”。这也就是说，友人之间的关联不是任何“复数第一人称”的关联，它是情感关联，也是精神关联，生意伙伴之间的关系不是友谊，同胞血亲之间的关系不是友谊，自由人的精神相遇与和谐才是友谊。

5

“你谈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那时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属于特权阶级而感到良心不安：确实如此，但这是因为构成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信奉上帝的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他们来说，尘世生活的重心在于未来的平等。所以下层阶级没有怨恨，上层阶级不会良心不安。在死亡面前，所有的人都不再有阶级差异。”在友谊中，谈论神性之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是你与我的内在核心。

6

一个作家，一个哲学家，她们彼此要见上一面都要事先约期，筹划行程，在欧洲和美洲间飞来飞去，然而，这并未影响她们的亲密感。正是这种亲密感是友谊最切肤最现世的部分，它在偶然中产生，却不能靠偶然维持下去。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曾经的那些亲密关系如何日渐疏离，便可了解有多少生成中的友谊生于偶然，死于偶然，因它们从一开始就寄生于偶然，所以又带有了一种必然落没的面目。而她们不同。某日，汉娜写给玛丽——“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件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请原谅我这么想。可是你想啊，早餐时我们吃着你带来的美味果冻，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果冻；晚上我们喝着你带来的葡萄酒。在早晨和晚上之间的时间里，我读着（或整理）你为我修改过的文稿。这样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身边的人，你为什么还要给她写信呢？”某日，玛丽写给汉娜说：“写这封信只是想问候你一下。没有收到你的信我有点儿担心”，她们有时候表达相互之间的感情就像是一对情侣，这是女性的特权。她们在信中亲密无间地交流着各种文坛和知识界的八卦，八卦促进亲密感，在交流中双方似乎签署了秘密协议，就像两个校园里的女孩子，偷偷地对周遭的男生女生品头论足。但这并不稀奇，许多“友谊”都浸在八卦里。所以，我们又诧异地听说，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就像我们总是听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有的只是暧昧或嫌弃。这是没办法的事，人们以为自己的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往往理解不了想念就是想念，并非探听，八卦可能只是感到世界有趣，而不是为了抬高自己。

6

挣脱偶然，表达和交流必不可少，越是深入，就会越是将两个人拉得更近。表达和交流都须是其本来面目，出自渴求，并非一种表演。汉娜长篇大论地写道：“最主要的谬论是相信真理是经历了思考过程之后的结果。相反，真理一直是思考的开端，思考一直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是有结果的，而哲学从来没有。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哲学家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哲学家不会放弃思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唯一拥有真理的人。认为真理是思考的结果这种想法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也许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本人。如果我是对的，如果这是一个谬论，那么它也许就是西方哲学中最古老的谬论了。”她写了这么多，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博学与深邃，而是因为她渴求让玛丽知道她的这些想法，她想要告诉玛丽，甚至借助于告诉玛丽，她更多地思考了真理问题。关于耶路撒冷的审判，玛丽写信给汉娜——“我会认为艾希曼愚不可及，对我来说，愚蠢并不等于智商低。我很同意康德的观点，他说导致人愚蠢的不是大脑功能有问题，而是因为邪恶的心灵。这样的人麻木不仁、思维迟钝、缺乏把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而且通常还会伴有‘动物’的狡诈。人们会认为思想空白是一种选择，是由人的内心或道德意志决定的——是一种主动的偏好，这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讨厌愚蠢的人，但在面对一个真正智力低下的人时却不会有这种感觉。一个乡下的白痴也许远不如艾希曼愚蠢，所以过去人们才会把‘简单’等同于心地善良。白痴当然也可能会思考，他也许想得很多，也许比大多数人想得还要多，因为他缺的是其他思维能力，他也会‘把事物联系起来’，但这和形成有逻辑的思想链是不同的”。她并不是要向汉娜表明她自己是个有想法的人，她只是在思想这个问题，并想要将这思想写下来给亲爱的汉娜。或许我们可以说，友谊不是社交界的事，表达与交流不同于表现欲。我们回想自己的日常交谈，或者干脆打开一个无论什么微信群，就可以看到这种区别。过多的表现欲，几乎不自觉的表演，没有交流，因为无物可用来交流，在这里，谈论友谊是十分可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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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那些真的有交流之热望的人，孤独比“友谊”更可取，当友谊阙如之时。

8

友谊要求守望相助，同时又涉及正义，这二者亦敌亦友。在阿伦特因《平凡的邪恶》而备受攻讦时，玛丽·麦卡锡挺身而出，而当麦卡锡陷于舆论困境中，汉娜·阿伦特也不会坐视。在这种彼此守望中，情谊是重要的，正义也同样重要。这并非是说拥有友谊的一方就拥有了正义，而只是重复一个古老的教训——不要为你的朋友去做任何不义之事。正义是什么？柏拉图说，正义就是给人他应得的。其结果就是，你将成为我的镜子。

9

玛丽写给汉娜——“我的小说进展顺利，但是每当我写到性的时候，你总让我良心不安。我在描写一个有关色诱的场景时，你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停’。这种想象中的抗议非常有效，我只好重写，把原来女主人公的视角改换成男人的。不过，我担心你还是不会喜欢，我一点儿都没有开玩笑。”这会让我们再次想起西蒙娜·薇依智慧的话语。

10

不过也得晓得，不可滥用“正义”。

《朋友之间》读后感(七)：几则岁月片段

翻罢这本书最大的感触是为通信双方而感到幸福，两人多年来彼此天南海北、东奔西走却始终如牵线风筝般不曾断了联系。随时能畅所欲言，永远都无话不谈，毫不顾忌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焦虑与疑惑，一切尽能和盘托出，无论怎样惊天大事，都能被对方稳稳接住。这真是友谊最迷人、最强大的地方。也因为只在两者之间，除了谈论彼此的事情，也不免提到他人，同样袒露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这些片段也令人印象深刻。节录几则。

以赛亚·伯林

玛丽1953年4月10日致阿伦特，写于美国阿萨诸塞州维尔福利特，当时阿伦特在普林斯顿。玛丽信中谈到剑桥，便提了一句，“以赛亚·伯林也在那里，我想你一定也会喜欢他，真的。他像一只精明的鸽子，很有道德感，注重家庭，但也许不够勇敢”。（60页）

海德格尔

阿伦特1954年8月20 日致玛丽，写于纽约。玛丽前封信就自己正在撰写的新小说与阿伦特讨论认识论的问题，阿伦特在这封信中有所回应。提到不少西哲史大咖，也出现了阿伦特后期著述的核心——“判断”。“怀疑的习惯始于笛卡尔，只有在他身上才能找到最初的动机：他担心在整个存在的背后不是上帝而是魔鬼，这是真正的焦虑。在霍布斯那里，你能找到现代主义推论的持续发展。康德：已经努力摆脱整个困境。你问：我们生活的条件是什么？在康德看来，对于他，也只是对他而言，人最高级的能力是判断（不是笛卡尔的推理，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不断得出结论）（我觉得休谟不那么有趣）——尼采：当然，尤其是从他后期用具有误导性的标题发表了《权力意志》之后。但是还有查拉图斯特拉。——然后是克尔凯郭尔那篇并不出名的关于笛卡尔式怀疑的小论文《怀疑一切》。最后一个，但也同样重要的是帕斯卡。在现代哲学家中，我认为海德格尔是最有趣的一位，因为他试图把尼采思考个透，但同时又牢记哲学的整个传统。”（74页）

保罗·蒂利希

1956年夏天玛丽坐船前往希腊途中遇到了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她8月从威尼斯写信给阿伦特，提及此事。“我在途中和蒂利希有过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我下次要和你谈谈他。我知道你会觉得这事很傻，但他确实让我精神上受到了刺激，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后来花了十天才恢复过来。我病了，虽然生理上没有任何问题。我还不至于幼稚到为一个宗教人士出现他所说的“异教徒时刻”而惊讶，但他也实在太自以为是了，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化身。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这么自负又自卑的人。比如说，他要去希腊，他就会引用他学生的话“神谕抵达德尔菲”。他还认为是他带来了坏天气，就像约拿一样。如果我说“今天是暴风雨天气”，他会回到说，“我要说这是‘蒂利希天气’。”你觉得他妻子怎么样？我一点都不喜欢她。也许你喜欢。她这个人非常沾沾自喜，细长干瘪，像个饱经风霜的轻佻女人。这两个人表现得自己处处有理，我可怜他们，尤其对他，那种厌恶的可怜。”（96页）

伊丽莎白·毕晓普

阿伦特1957年夏芝加哥大学教书，同时撰写《人的境况》一书，在6月7日写给玛丽信中，提到“毕晓普和她的巴西朋友来过，那个巴西朋友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也许认识。如果不认识，你应该想办法认识她。她非常有趣，一肚子好玩的故事。”毕晓普是玛丽·麦卡锡的大学同学，后来一直写诗写游记，20世纪20、60年代与自己的同性伴侣住在巴西。

纳博科夫

1962年6月玛丽在巴黎，这月1号写给阿伦特的信中提及，“我非常喜欢纳博科夫的那本书（指《微暗的火》），书评写得非常卖力，而且很开心。我很想知道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会怎么评价，对于我来说这是本世纪文学作品的瑰宝之一。绝对耳目一新，虽然也能在里面看到《洛丽塔》《普宁》以及他的其他作品的影子。这本书是关于学术圈的，非常有趣，但同时读来也让人难过。我觉得它比任何其他我读过的书都更深刻描写了美国以及美国的‘新’文明，这也是我读过的书中第一个把这个怪异的新文明变成艺术品的，就好像把《主祷文》刻在针尖上一样。它就像个谜团或游戏，读懂它需要好几个人合力才能完成，这对于现在这个群居的时代来说实在再合适不过了。我跑遍了巴黎，去图书馆，去找懂俄语的朋友，找懂德语的朋友，找懂棋术的朋友，结果就神奇地激起了他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就像他们通过我间接被它的火给点燃了。这种感染力正是这本书的特点。这和看《芬尼根守灵夜》完全不同，因为你在查找《芬尼根守灵夜》中内容出处的时候还是会停留在文本里，可是纳博科夫书里吸引你的那些东西本身就是很美的——稀有的鸟类和蝴蝶，星座的运动，奇怪的棋局，来自蒲柏、莎士比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歌德等人作品的片段……我还远远没能对这本书作深入分析，非常希望能听到其他人的补充。”（218页）

雷蒙·阿隆

同上一封信中还写道，“除了有关阿隆的传闻外，其他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了。听上去他是个唐璜式的花花公子，用各种不能兑现的承诺来引诱他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女学生写了一封控告书，她引用了他的原话，他承诺如果她肯和他上床，他就“和她手挽手去参加官方宴会”，由于没有达到目的，她现在要报复。我的一些朋友说，这是他碰到的第二个疯狂的姑娘，第一个曾试图通过自杀来使他难堪，其实是假装自杀。”（219页）

萨特和波伏娃

1964年4月2日阿伦特写给玛丽，自芝加哥。“我读了尼克拉写萨特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我真是太爱他了。这几个星期以来我在读波伏娃的《环境的力量》（1965），我把它当做睡前安眠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读过的最滑稽的书，难以置信竟然没有人批评过它。我很不喜欢萨特，我觉得书中描述的痛苦是他罪有应得。她对他忠贞不渝的真爱是在对她不利的情况下唯一可以抵消一切的东西，真是非常感人啊。我觉得我能理解萨洛特的”恶意“，和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生活在一起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局外人看很容易看出其中滑稽的地方。”（280页）

奥登

1970年11月初阿伦特的丈夫海因里希去世，阿伦特遭遇巨大的丧偶之痛。当月22日她自纽约写信给玛丽。“我现在正坐在海因里希的房间里，用着他的打字机，这让我有一种贴近他的感觉。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失控过。也许这是一个僵死的过程，也许不是，我不知道。

奥登来过——看上去像个流浪汉，我们的门卫陪他一起来找我，怕他不知道会干什么。那天晚上实在太奇怪了。（千万记住，下面的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他说他回到纽约是因为我，说我对他非常重要，说他非常爱我。我尽力让他冷静下来，他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的看法是：他原本想去牛津，结果遭到拒绝（我猜的），他很绝望，想另找一个可以忍受的地方。我知道他需要我留下他，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这么做，也就是说，我必须拒绝他。直接告诉我，这种事在他不是第一次了，我是说他被拒绝的事。想到这件事，我建制心烦意乱。但我不能改变注意，那样不亚于自杀——事实上比自杀还要糟糕。我最迟明天要打电话给他，关于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离开的时候已经完全醉了，踉踉跄跄地冲进电梯，我没有送他。我讨厌、害怕怜悯的感觉，一直以来都这样，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谁曾让我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怜悯感。”（407页）

奥登

1973年9月28日奥登去世，9月30日身在纽约的阿伦特写信给玛丽再次提到这位自己曾经的诗人好友。“我还在想着奥登，想到他的穷困潦倒，想到他请求我留下他时我拒绝了他。荷马所，上帝给人带来毁灭，这样才会有诗歌和回忆。海伦在《伊利亚特》中说，宙斯嫁祸于我和帕里斯，‘这样一来，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成为那时人们的歌’，还有特洛伊国王的王后海丘巴（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在被即将掠走成为奴隶时说——安慰自己？——没有这个灾难，‘我们将默默无闻，无人颂扬，未来的人会把我们遗忘。’唉，他既是歌者，也是被歌唱的故事。可是上帝知道，这个代价太大了，任何人只要头脑正常都不会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最糟糕的是，至少在我看来，他在最后几年里拼命假装自己‘很幸运’。”（509页）

海德格尔

1975年8月22日身在瑞士的阿伦特写信给玛丽，谈自己此行欧洲的感受。“我去了弗莱堡，回来后心情非常压抑。海德格尔突然之间变得很老，和去年相比变化很大，耳朵聋了，性情冷淡，变得非常不好接近。这几个星期我的身边全是突然变老的老人。我不知道是否告诉过你，我的第一任丈夫（君特·安德斯）突然露面了——状态很糟糕。他告诉我，他现在的妻子——一个美国女人，钢琴家——离开了他。他住在维也纳，孤身一人。他看上去非常苍白憔悴。还有摩根索：打电话给我，说要来一个星期。几天后，中风了，只能取消。后来知道不是中风——可能是严重的疑病症，加上无能医生的错误诊断。安妮也不好，高血压。再就是约翰森，本来打算来我这里，结果写信说得了冠心病——对于他这个年纪来说这有点太夸张了。我不太相信，他酗酒过度，也许是不想承认自己喝垮了身体。……如果不是因为海德格尔，这些事大概也不会这么让我伤感。”（567页）

《朋友之间》读后感(八)：【转载】同道同行：汉娜·阿伦特与玛丽·麦卡锡

文/章艳

一

这是两个在外人看来无论是背景还是个性都截然不同的女性，就连她们多年共同的朋友及出版人都评论“难以相信这两个女人能成为朋友”。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一九四〇年代为逃避纳粹迫害逃亡到了纽约。玛丽·麦卡锡（1912-1989）是美国作家，活跃于纽约知识分子社交圈，最擅长在其小说和评论文章中冷嘲热讽，以毒舌著称。

一九四四年，她们初遇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酒吧。那时，阿伦特刚到美国三年，在美国朋友眼中，她传递着一种权威，代表着更加古老深刻的欧洲文化。作为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两位哲学大师的门生，阿伦特这位对诗歌有着特殊爱好的思想者，“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我们不难想象麦卡锡很快被她身上的那些特质所吸引。相比之下，麦卡锡的才华还远未得到认可，她那种极尽挖苦讽刺之功的特长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欣赏。但是，阿伦特显然并不认为麦卡锡的智识有任何逊色之处，她让麦卡锡校读修改自己的书稿，她们之间的话题除了女人之间常有的嘘寒问暖和闲话杂谈，更有关于文学、政治、哲学、伦理的深刻思考和交流。她们在精神层面高度契合，互相欣赏、信任和尊重，在困难中表现出对彼此无畏的忠诚，留下了一段传奇友谊。这样两个才华横溢甚至恃才傲物的女人如何能够延续一段如此持久的友情？既令人羡慕又令人好奇。卡罗尔·布莱曼编辑的《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玛丽·麦卡锡书信集》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真实准确的答案。

二

阿伦特长麦卡锡六岁，在她们的关系中，她既是朋友又是导师。在她们的通信中，麦卡锡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问题向阿伦特全盘托出，包括她在写作中遇到的障碍、她的婚姻情感危机、她的健康状况、她的作品所受到的不公正评价，她把这一切向阿伦特倾诉，希望从她那里得到支持和点拨。

一九五六年麦卡锡和一位英国书评家陷入情感纠葛，阿伦特一方面对麦卡锡受到的欺骗表示同情，一方面以哲人的冷静进行了分析。她把那个男人的撒谎称为“幻想型谎言癖”，她认为，这种谎言癖重点在幻想，“对自己的出身撒谎，假装自己是英国的贵族”，这是对英国的讽刺。这种谎言只和事实有关，所以最终会真相大白，但是，“如果一个人撒的谎是关于他的‘感情’，他是绝对安全的，谁会发现呢？”阿伦特认为有两样东西也许可以“拯救”他：一是女人，可以帮他获得某种被尊重的感觉；二是才能，而且必须是一种无人能比的才能，可以掩盖其他所有一切。她近乎冷酷地进一步分析，对于这样的男人，自我毁灭是一项持久而光荣的任务，这比拯救自己更加光荣，也许也更加有趣。他可以自娱自乐，但不能把别人拖下水。她得出的结论是：“所以，他必须把你吓跑，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才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么做很残酷，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爱你的人对你不残酷，尤其是他也是用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爱情中的平等从来都是件可怕的事。同情（不是怜悯）也许是种美好的情感，但爱情里没有这种东西。”一九六〇年，麦卡锡和华沙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詹姆斯·韦斯特开始了一段疯狂的跨洲恋情，阿伦特深表忧虑，她再次坦诚地告诫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朋友：“请不要欺骗你自己，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改变任何东西，不管是性格或是习惯，这只是女孩子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你要么愿意接受‘原来的’他，要么趁早离开。”阿伦特很少讨论情感，但面对麦卡锡的情感纠葛，她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联想到她和海德格尔的往事，这番话难免让人唏嘘，不难发现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阿伦特始终关注麦卡锡的作品，并给予非常中肯积极的评价。对于经常成为恶评对象的麦卡锡来说，阿伦特的肯定无疑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和支持。麦卡锡的《她们》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出版，成为她最成功的作品，但成功也使麦卡锡成为众矢之的。阿伦特在信中安慰麦卡锡，“妒忌心是恶魔”。阿伦特认为，《她们》出版后纽约知识分子对麦卡锡的攻击是妒忌心和群体思维所致。她认为这本小说是麦卡锡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过往”说再见的告别之作，“文字非常漂亮”，且“非常有趣”。随着友谊的加深，阿伦特对麦卡锡的作品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她对《美国鸟》的评价已经没有了旁观者的距离，“在你所有的书中，这是最不具‘社会性’或者说最不关心社会的，也是在语气、表现形式和思考方式方面和我最接近的。如果你仍然打算把这本书献给我，我会感到非常高兴，请原谅我之前不可原谅的沉默”。在《美国鸟》受到恶意攻击之后，她一方面告诉麦卡锡有哪些人喜欢她的书，以此给她鼓励；另一方面她提出要写篇文章，让出版人把文章印出来发给书商或书店来支持麦卡锡。

在二十五年的岁月中，阿伦特充当了麦卡锡的情感顾问和哲学导师，也见证了她日臻成熟的写作才华，是她坚定的欣赏者和支持者。正如书信集的编者卡罗尔·布莱曼所说的，“她对麦卡锡这位最亲近的美国朋友的忠诚以及绵长的情谊为麦卡锡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让她可以一次次地寻求庇护”。

三

麦卡锡在评论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时，不仅注意到那些故事中“神秘的北欧风格”，而且还提到“友谊在里面起的作用，这是一种同道者的友谊，新手上路，大家挑着行李一起同行”。她的这种把“同道者”的友谊区别于“亲密关系”的洞察让阿伦特欣喜。正如该书的编者布莱曼指出的：“对这两种关系的区分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在阿伦特的文字中很少发现亲密态度的流露，即使是在她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亲密关系对于她来说并不重要，而亲密关系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是一种普世的体验，所以也不值得一写。或者，如果这样的体验触动了她的神经，那么说得越少越好，直到有一天这种体验成为笔下的故事。”

阿伦特曾说过，严肃的友谊是使生活获得意义的东西，她强调不能把友谊和对“单一个体”的浪漫爱情混淆起来，因为对于她来说，后者会成为“两个人的极权主义”，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周围的世界消失。在她看来，友谊是对生存维度的延展，是在生活舞台上的共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麦卡锡正是一个可以延展其生存维度的人。在为麦卡锡的《思想回忆录：纽约1936-1938》写的前言中，她们共同的朋友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认为，阿伦特“把玛丽看作是一个珍贵的美国朋友，也许是她在这个国家能找到的最好的朋友，在她的性格里，有一点点美国西部精神，有一点点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她既是古典的，又是属于新世界的，她是一个像拉赫尔·法恩哈根那样的沙龙女主人”。

作为小说家，麦卡锡对于感性世界具有浓烈的兴趣和敏锐的观察力，衣服、装饰、食物、风景、八卦、文学、政治，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她书信中津津乐道的对象，这使她的信总是绘声绘色，非常有趣，信息量极其丰富。她长期生活在欧洲，成为阿伦特新旧家园之间的一座桥梁，她的书信为阿伦特提供了了解欧洲文学、文化和政治的第一手资料。

相比于沉醉于理性思考的阿伦特来说，麦卡锡具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她毫不掩饰自己在这方面的长处。一九七五年，阿伦特因为“为欧洲文明所做的杰出工作”获得松宁奖，应邀到丹麦哥本哈根领奖，麦卡锡特地嘱咐她为出席颁奖仪式买条新裙子，阿伦特非常听话地买了裙子，并写信向她汇报。

在她们的关系中，麦卡锡对阿伦特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和崇拜。在这本书信集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想着要写一封值得你看的信”，“我不想写无聊乏味的信给你，我想把自己藏在酒店的房间里，就像一个肮脏的包裹一样，这样我喜欢的人就不会看到我了，其他人我无所谓”，“比尔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写信给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因为你对于我来说太重要，我不愿写一封不值得你读的信给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麦卡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崇拜者和求助者的位置上，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感问题展露给阿伦特，这其实是女性友谊中的一大要素，表现了她对阿伦特的极大信任。从表面上来看，麦卡锡是求助者，阿伦特是施助者，但从情感需求角度来说，两者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正是麦卡锡的坦诚和信任成为她们友情私人空间的强大粘合剂。

麦卡锡的坦诚也表现在她对阿伦特作品的态度上。阿伦特的权威，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知识上，都没有阻止麦卡锡对她的思想提出质疑，尤其是当她的思想晦涩难懂，同时又和麦卡锡本人的现实感产生冲突的时候。在麦卡锡写给阿伦特的第一封信中，她赞扬《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人类思想方面至少领先了十年”，但紧接着她还是指出：“书中确实有些不规范的表达⋯⋯再版时也许应该更正。”她的这种态度——热情的赞扬和坦率的批评，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一直贯穿于对阿伦特作品的评价中。阿伦特经常把未出版的书稿寄给麦卡锡校读，麦卡锡是个苛刻的读者，总是会提出很多意见，而且毫不隐瞒自己的不同见解。她不迎合奉承，尽管她尊重阿伦特，但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同道者”的身份与阿伦特相处。在她们这些往来的书稿修改和评论中，既体现了两个知识分子的自信和独立，又体现了两个知心朋友的信赖和坦诚。

麦卡锡是个敢爱敢恨的人，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她对阿伦特的友谊上。一九六三年，阿伦特因为写作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遭到了狂风暴雨般的猛烈抨击，当时麦卡锡自己也因《她们》受到纽约知识分子的恶意围攻，即便如此，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发表文章为阿伦特辩护。由于法国《观察家》报曾发表过对阿伦特表示恶意的文章标题，麦卡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的约稿。阿伦特在苏格兰的阿伯丁进行吉福德讲坛的系列演讲期间，麦卡锡精心研究了阿伦特的演讲日程以及自己的时间安排，排除很多困难，多次飞机辗转，去听了系列讲座的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我觉得能够听到你系列演讲的第一场和最后一场非常有意义，这是有意义的形式”。

对于两个同为知识分子的女性朋友，事业上的支持和帮助无疑让她们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精神契合。阿伦特在世的时候，麦卡锡是她的“御用编辑”，在阿伦特去世后，麦卡锡放下了自己未完成的《食人者和传教士》手稿，开始对阿伦特还只是笔记的《精神生活》（吉福德演讲稿）进行编辑和注释。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她花了三年时间。她在“编后记”中写道：“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但它给了我和她对话的机会，虽然只是想象之中的，有时候，就像她活着时一样，我们几乎要吵起来。⋯⋯我会非常想念她，感受着截肢后的痛苦，直到再也感觉不到痛。我知道她已经死了，但同时我又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她在这个房间里的存在，在我写作的时候倾听我的文字，也许沉思地点点头表示赞同，也许无聊得拼命忍住哈欠。”相比于众多文人相轻相斗的轶事，难怪布莱曼忍不住地赞叹她们的友谊“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无人可以媲美”。

如果说很多人在读这本书信集之前，会有麦卡锡“高攀”阿伦特的感觉，这也是她们同时代一些朋友的评价；但读完这本书信集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遇到麦卡锡何尝不是阿伦特的幸运！

四

阿伦特在一封讨论题为“社会与文化”的信中写道：“趣味是‘组织’的一种原则，也就是说，趣味不仅决定我们会喜欢哪些东西或者这个世界看上去或听上去是什么样的，而且还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和哪些人相亲相近。⋯⋯我们通过自己的喜恶认识彼此。”这句话也解释了她和麦卡锡之间的友谊为何可以长盛不衰。

尽管阿伦特和麦卡锡在表面上看起来个性迥异，实质上却不无相同之处。据一位她们共同的朋友描述，在她认识麦卡锡和阿伦特之前，她听说她们都是不好相处的人，但实际接触之后却发现她们非常温和、自然。她们“不好相处”的名声主要来自她们的爱憎分明。阿伦特曾反省自己不好相处的毛病：“我有一个同事，我已经认识他几十年了，现在突然知道他有习惯性撒谎的毛病，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常常是一时兴起就许下空头承诺，只是为了能带来好消息。对于这样的事，照理我没有理由感到那么厌恶。唉，只是反应过激，但这样很难与人相处。”麦卡锡的毒舌更是谁也不饶，这让她在文学界树下很多敌人。然而，她们对于朋友却总是表现出真诚的关切，她们经常在信中讨论她们共同朋友的健康问题。她们彼此之间也表现出最温暖的一面，麦卡锡写给阿伦特：“亲爱的汉娜，我真的非常想念你。想到你，我有一种想家的感觉。”阿伦特写给麦卡锡：“天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写信。我写过数不清的信给你——感谢你，想念你，每次想到你都更添一份亲近和温柔。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件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请原谅我这么想。可是你想啊，早餐时我们吃着你带来的美味果冻，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果冻；晚上我们喝着你带来的葡萄酒。在早晨和晚上之间的时间，我读着（或整理）你为我修改过的文稿。这样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身边的人，你为什么还要给她写信呢？”读着这样的文字，谁又能不为她们之间那份真挚的友爱感动呢？

但是再亲密的朋友也难免会有误会和摩擦，书中提到这两位杰出的女性也会像小女孩一样揣摩对方心思，初读不禁莞尔，再读更添感动。一九七四年麦卡锡邀请阿伦特去她在卡斯廷的家，送别时发现阿伦特走过登机口时头也没回，感到很难过。她在信中写道：“我们之间的友情正在发生变化，或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我的这种感觉不是因为过于敏感或胡思乱想。”阿伦特收到这封信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给麦卡锡的回信中承认自己不够敏感，甚至有些迟钝，她恳切地对麦卡锡说：“看在上帝的分上，玛丽，千万别这么想，求你了。我这么说，当然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爱你，但我想我这么说也是为了你。”对于两个坦诚相待的朋友，误会和怀疑根本没有悄然滋长的机会。

阿伦特的丈夫海因里希去世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她们的通信占了整本书信集的三分之一。在海因里希去世之前，阿伦特很少在信中谈论自己的情感，但在他去世之后，她时常向麦卡锡表达内心的痛苦和脆弱，读来尤为感人。海因里希去世后不久，她写道：“我大概没有告诉过你，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担心他会突然离去。这种担心常常几近于恐惧。现在，这些担心和恐惧都不复存在，心中只剩下了一片空白。有时候我想，失去了身体里的这种沉重感我已经没法走路了，这是真的，我感觉自己在飘。我无法想象未来，想到未来的一两个月就会让我头晕目眩。”面对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她感到了悲凉：“我得承认，我现在很不喜欢这种秋风扫落叶的残酷景象。虽然变老并不意味着，像歌德说的那样，‘渐渐从人群中离去’——这我无所谓——我在意的是这个原先到处都是熟人面孔的世界渐渐地（其实是突然地）变成了一片陌生的沙漠，一眼望去都是陌生的面孔。换句话说，离去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在消逝——这是和歌德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在一九七○年以前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更多是一个坚强理性的阿伦特，而在最后几年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她柔软感性的另一面。

除了私人空间的亲密关系外，作为知识分子，她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心也是使她们的友谊保持持久活力的重要因素。在她们的书信中，她们分享着对麦卡锡主义、数次美国总统选举、肯尼迪被刺、越南战争、艾希曼审判、水门事件以及法国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见解和观点。一九六○年代，美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阿伦特考虑和丈夫移居瑞士，但麦卡锡请求她不要放弃美国这个“新共和国”。阿伦特显然听从了这个建议，并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政治的作品，如《论革命》（1963）、《论暴力》（1969）和《共和国的危机》（1972），对宪法与人权法案中所蕴含的政治原则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同一时期，麦卡锡践行了阿伦特提出的公民义务，积极参与反对越战的活动，并亲赴河内和南越。麦卡锡曾感慨“什么样的生活造就什么样的人，这是不可轻慢的真理”，也许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样的朋友造就什么样的人”。

五

阿伦特和麦卡锡从盛年共同走进老年，一起经历了人生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丰富的阶段，读她们书信中那些关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的感悟，仿佛亲历了她们的人生，在心灵上已与她们亲密无间。当一九七五年阿伦特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时，相信每个读者都会有失去朋友的悲痛，或者说，是失去了两个朋友。和小说不同的是，这样的结局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甚至不可能有任何想象的空间，生命的结束意味着文字的终结。所幸的是，这本书信集完整地保留了这两个杰出女性二十五年里的所思所想，以及她们的快乐和悲伤。

对于研究当代欧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人来说，这本书显然能够提供弥足珍贵的史料。她们在书信中谈论的朋友和熟人大多是闻名于哲学界、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人物，她们亲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并且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洞察力对这些事件进行了独立于政治利益的评论。然而，作为一本朋友之间的书信集，再精彩的历史事件也只是她们存在的背景，真正吸引我们的还是这些书信的主人，是她们之间那份真挚热烈的友情。对于当今这样一个“朋友”一词要么泛滥成灾要么暧昧不清的时代来说，阿伦特和麦卡锡之间互相欣赏互相尊重彼此忠诚的友谊作为一种美好的向往，让人格外艳羡。

文中所有信件引文均出自《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

原载于《书城》2017年2月号

《朋友之间》是一本由[美] 汉娜·阿伦特 / [美] 玛丽·麦卡锡 / [美]卡罗尔著作，中信出版社出版的精装图书，本书定价：88.00元，页数：632，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朋友之间》读后感(一)：摘抄

阿伦特的信条—用对世界的爱来代替对个人的过份关注，赋予了政治生活的某种救赎的力量。

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

玛丽：机会和选择共同塑造人生，而且机会的重要性大于选择。

奥登：心里像是螺旋形开瓶器一样曲里拐弯的欲望。

这种思维活动的本质在于它具有能够直接关注世界的能力，不仅仅是关注我们对世界的体验，而是关注世界本身，并且剥夺了思维中可能存在的迷信，情感因素以及理论的悲饰。

汉：我一直认为，我们刚开始思考的时候要从头开始，就好像以前从未有人思考过，然后就会像所有人学习。

托克维尔：既然过去已经停止把光明投照给未来，人们的思想就只能在黑暗中徘徊。

同道者的友谊。

亲密关系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是普世的体验。

因为我得和我的自我生活在一起，我的自我事实上是唯一那个永远不会和我分开的人，我得永远忍受它的陪伴，我不想成为一个谋杀者。

我的自我和别人无关，和这个世界无关，就像艺术家。

天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写信，我写过数不清的信给你，感谢你，想念你，每次想到你都会更添一份亲近和温柔。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件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请原谅我这么想。

趣味是“组织”的一种原则，也就是说，趣味不仅仅决定我们会喜欢哪些东西或者这个世界上看上去或听上去不是什么样的，而且还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和那些人相亲相近。

有时候，我穿行在纽约，看着这些年那些因为死神带走了住在里面的人而空空荡荡的屋子。上帝知道，我已经经历了至亲离去，我难以想象离开我住的地方，仅仅因为只有在这里的每一个角落，我分分秒秒能感受到他的离去。

人的一生可以概括为是一个给予和被剥夺的过程，这样的过程始于生命本身，来到这个世界是一种给予，死亡是一种被剥夺，在这两者之间的一切都可以用同样法则来解释。

《朋友之间》读后感(二)：“我可以听到你的声音”

“我不知道是否应该为自己感到羞愧。事实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可以正常地生活，但只要有一点点意外我就会彻底崩溃。我大概没有告诉过你，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担心他会突然离去。这种担心常常几近于恐惧。现在，这些担心和恐惧都不复存在，心里只剩下了一片空白。有时我想，失去了身体里的这种沉重感我已经没法走路了，这是真的，我感觉自己在飘。我无法想象未来，想到未来的一两个月就会让我头晕目眩。”

读到这里几乎落泪，联想到阿伦特这样以理性和坚强著称的女性知识分子，在丈夫去世后开始直陈内心的痛苦与脆弱，便更能体会到其中的无奈与不得已。这也让我意识到，一个学者尤其是女性学者，无论她在知识领域占据着多么权威的地位，她的思想有多么高深或者晦涩，她在劝导别人时能够做到多么冷静客观，都不代表她有能力顺利地解决好自己生活中的难题。阿伦特作为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的学生尚且如此，学力浅薄、见识肤浅如普通知识女性，更是在面对生活上的繁难问题时理不出头绪。如果说丈夫海因里希去世前，阿伦特更多时候在与麦卡锡的交往中充当着朋友兼导师的角色，对麦卡锡深陷其中的情感纠葛和事业困境进行哲人式的分析；在此以后，她却反过来寻求麦卡锡的支持、帮助与理解。两个人的位置互换反而显现了友谊的纯度，让我几乎观摩到一种近乎典型的模板，一种“同道者的友谊”。

没有任何一种关系能与同行者之间的友谊相媲美。阿伦特曾说，严肃的友谊与对单个个体的浪漫爱情不同，前者是使生活获得意义的东西，能让生存维度延伸；后者只不过是“两个人的极权主义”，会让两个人周围的世界消失。就像米兰·昆德拉所写的：“两个人相爱，愿意只有他们两人，与世隔绝，这是很美的事情。但他们用什么来滋养每天的面对面相见？世界虽然实在让人瞧不起，但他们需要这个世界来进行谈话。”相比之下，两个人望向同一方向的关系要丰富得多。同道者一起成长，一起发现世界，就像麦卡锡为阿伦特展现了一个活色生香的感性乐园，阿伦特则引导着麦卡锡进入古老深刻的欧洲文明。我非常羡慕她们之间忠诚、绵长的情谊，彼此成为对方的庇护所，因为我未曾有过相识时间超过十年以上的朋友，也不知道和知心朋友朝着共同目标前进、并且在精神层面高度契合是怎样的体验。

阿伦特和麦卡锡在书信中聊日常琐事，聊家长里短，也聊政治新闻，和其它与爱情有关的困惑和迷茫。两个女性知识分子急于了解对方对某本书、某部电影或某个事件的看法，这在“朋友”的概念如此泛滥又非常模糊的当下几乎是少见的，在惯于相互轻慢的文人圈里更是难得一见的现象。她们在二十五年间共同经历重要的历史事件，分担彼此作为普通人而不是杰出女性的忧愁和快乐，处于私人领域内的亲密交流和对于公共空间的责任感使她们既相互了解又相互尊重。整本书读下来，除了对麦卡锡宛如小孩子般的某些细节忍俊不禁以外，更多的是因这份忠诚、真挚的友谊而生起感动、羡慕之情。麦卡锡写给阿伦特的每一封信的末尾都会致以最深挚的爱，因为阿伦特是那么懂她，那段著名的建议——“他必须把你吓跑，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才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么做很残酷，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爱你的人对你不残酷，尤其是他也用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爱情中的平等从来都是件可怕的事。同情（不是怜悯）也许是种美好的情感，但爱情里没有这种东西”，就是出自阿伦特1958年写给她的信。

1975年12月4日阿伦特去世后，麦卡锡放下正在创作的小说初稿，转而花了三年时间对阿伦特的《精神生活》的演讲稿进行编辑、校对与注解。在后记中，麦卡锡写道：“我非常想念她，感受着截肢后的痛苦，直到再也感觉不到痛。我知道她已经死了，但同时我又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她在这个房间里的存在，在我写作的时候倾听我的文字……”在麦卡锡的心中，阿伦特不仅仅是长她六岁的思想家和理论家，她之所以深深爱着这位迷人的女性也不仅仅出于仰慕与敬佩。我觉得这种感情（且不论质地与纯度如何），也会产生于两个在精神层面渴望交流、在日常生活中需要陪伴的普通人之间，至于”什么样的对话者会塑造什么样的说话人”，大可不必作为首先考虑的命题和条件。

《朋友之间》读后感(三)：如果没有你

3天的时间断断续续的读完，热泪盈眶。

两个截然不同的女人，25年真挚感人的友谊。

如果没有你，这漫长的人生，该会是多么的寂寞寥落。

1 刚开始看的时候有很多琐碎的背景知识，支离破碎的感觉，只是两个女人之间很平常的聊天，感觉不到什么有意思的价值。慢慢看下去之后，渐入佳境。如果不能沉浸式阅读，那就干脆不要读了。整本书都是两个女人之间年复一年的闲谈，感想，八卦，并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如果一定要说有，那么就是关于死亡和离别。

2 看进去之后就非常能够体会她们这一段维持25年的友谊的真和美。没有虚情假意的社交客套，写下来的都是内心真实的感受。不因时间的推移而淡化，不因地点的变更而疏远。全心全意的尊重对方，真实坦白的表达自己。两个人的相处，非常的妥帖自然。从这些年复一年的信件中完全能够体会到她们渴望相处和沟通的深切渴望。真真是，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相聚的分分秒秒都妙不可言。

3 玛丽的信非常有生活的质感。写小说的人的通常对生活的感受都是非常敏锐的。玛丽对生活有着非常明确而执着的追求，是敢爱敢恨的可爱的人。她和结婚15年的第二任丈夫离婚，风风火火的和第三任共结连理，没有迟疑犹豫，勇敢的纵身飞跃。看她的信是享受，那些旅途中的美景，感受到的美，在她的笔下是如此的拥有画面感，以至于似乎触手可及。她对遣词造句的推敲琢磨更是让人敬佩。在读这本书之前对她了解不多，只是读过她写的《她们》，非常好的小说，当时是一口气读完，完全放不下，每个人都是那么的鲜活，而又不局限于自我的小天地。现在知道作者本人就是这样一个非常富有内涵的精彩的女人。

4 汉娜的简约深邃让人无法言语。她是远远走在时代前面的先行者。她的思想如此厚重精妙，完全出人意料。从信件本身来看，她是安静的思考者。她的信很少有写的长的，但是却常常有惊心动魄的点睛之笔，那种锐利的来自精神的强大气场，完全征服了我。在哲学的世界里她是绝对的女王，而在现实世界的生活中，她的冷漠疏离自动屏蔽了很多噪音喧哗，留下来的都是真心相交的朋友。她的精神帝国如此广阔，以至于一般人根本心平气和的领略其中的美。玛丽用不自知的纯真天然进入这个无与伦比的殿堂，然后如鱼得水。

5 那些知识分子之间的八卦，间接展现了那个时代很多其他人不为后人所知的一面。例如索尔，例如奥登，例如萨特和伏波娃，例如索尔琴尼。真是一个群星闪耀的时代，那么多的人来来去去，那么多传世的作品就这样在他们手中传来传去，看她们评论自己同时代的同行也是一种乐趣，很多见解非常独到。

6 她们都是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尽管身份背景社会地位不同，却都对人类社会有着深深的热忱，在她们眼中，每个人都是地球村的居民，发生在世界上的每一件事都会带来各种各样的影响。玛丽在成为外交官夫人后，感受更为深刻一些。对于政治事件，她们有着非常明确的个人意见。忧虑的时代，也是动荡的时代。

7 那些计算时间和距离相约见面的信件，恰恰最能表明她们的感情是多么的要好。从这些出现频率很高的信件中，她们那些时而切近时而遥远的距离轨迹，画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线条，玛丽的要柔和平缓些，汉娜的则要冷峻陡峭的多。就像两条有生命的线，总是渴望着更多的交点。

8 离别。渐渐的开始有人退场离去，难免的生离死别。汉娜在其中一封信里阐述了犹太人的观点，即但凡上帝给予的，最终还是会被上帝收回去。这个民族的豁达和蓬勃生机由此可见。眼看着那些老友一个接一个的离去，活着的人还要继续在人世间挣扎求生的日子。先是汉娜失去了丈夫，而后又失去了奥登。奥登的离世对汉娜是个非常沉重的打击，他们是非常投缘的朋友，奥登对汉娜一直抱有特殊的感情。接着就是玛丽失去了汉娜。失去了汉娜的日子，不知道玛丽是怎么坚忍的熬过来的，她用了3年的时间来整理汉娜的书稿，这样就可以感觉她还在，还可以陪她讨论，闲聊，八卦。我想对于玛丽来说，汉娜的离开也就意味着一个美好的时代结束了。

9 人生在世，说短不短，说长不长。年轻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匆匆忙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理由奔波忙碌。只有等到坐下来只剩下回忆的时候，才能明白，如果，那个时候，没有那么的匆忙，更多的和那些关心自己的和自己关心的人共度一些时光，生活的味道便可以更浓郁些。只是时光永远不能重来。

10 女人，就应该像她们那样，活出自己的质量和风采。

《朋友之间》读后感(四)：越洋情书——Mary&Hannah情话的不完整记录

M: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了，我总想着要写一封值得你看的信。可是我担心这样的时候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到来，所以就先写一封简单的信。

M:希望能收到你的信，听你说说罗马，或者希腊。我在威尼斯非常想念你，和任何时候一样。你真是太好了，上次在这里还有在米兰，你都融化了我心里的冰。

H:我得慢慢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日子，我很想念你。我正开始有点儿担心你，想着要给你写信但还没写的时候，你的信就来了。

M:我得赶紧把这封信寄出去了，请接受我深深的爱，让我的思念张开翅膀飞到你身边。

H:我刚坐下来准备给你写信，埃斯特（阿伦特的女佣）就送来了你的长着翅膀的信。

H:我写这封信不是因为我想写信，而是因为写了这封信我才可以收到你的回信。

H:你寄来的围巾实在太美了，我觉得简直都没法对你说“你不该寄”了。这是我发自内心的感受。哦，玛丽，我多么希望你此刻就在这里啊，我已经厌倦了写信。上个星期我有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你会突然出现在门口，结果就收到了你的礼物，我马上换了衣服试戴。太漂亮了，漂亮得舍不得用。可是如果你能突然出现在门口，那比任何礼物都要好。

H:很高兴收到你的信，我自己知道我是多么想念你啊！祝贺你们买了房子。我知道它的确切位置，这让我回忆起圣普拉希德地铁站，现在想到你会在那里的某个门口突然出现，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

H:你的小说写得怎么样了？你在忙什么？就算我表现不好，我是指我不写信，你也要写信给我。

H:我刚才还在进行激烈的思想斗争，是去参加蒂利希的讲座还是呆在家里给你写信。现在你知道结果了——这意味着我得给蒂利希写封信，告诉他我感冒了。我想你已经回到巴黎了吧？想着我们俩的信在大西洋的上空擦肩而过是件多么奇妙的事啊！

H:最亲爱的玛丽，快点写信给我！我非常非常想念你，可是我讨厌写信。你没有理由不写信。另外，谢谢你送我的来自大英博物馆的可爱的陶器，我把它放在我的书桌上，让它抚慰我想念你的心。

M:我本来没打算写这么多的。我真的很想你，所以才会啰哩啰嗦地写了这么多。就要见到你了。

H:虽然你不在，却好像你时时都在一样。

M:亲爱的汉娜，我真的非常想念你。想到你，我有一种想家的感觉。

H:每次收到你的信时，我都会意识到我是多么想你。时局那么糟糕，我们应该多些时间待在一起。

H:我已经写得太长了，这只能说明我是多么想念你。

M:随信奉还已经修改的关于暴力的文稿。有些地方几乎看不清。如果我能看到你的原稿就好了——最好是有宽宽的边距和三倍行距的打字稿。但是，我最希望的是能和你一起通读稿子。可惜这只能是个梦想。

M:在海德堡的时候我一定会想到你。

M:我已经非常想你了，想念我们在一起谈话的那些日日夜夜就如同思乡之情。

H:天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写信。我写过数不清的信给你——感谢你，想念你，每次想到你都更添一份亲近和温柔。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

M:但是想到要见到你，我的心跳突然就加速了。

M:比尔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写信给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因为你对于我来说太重要，我不愿写一封不值得你读的信给你。

H:我刚刚收到你的信，马上就回信了——就像你在我面前说话，我要马上回答一样。收到你的信，能和你说说话，我真高兴。

H:我现在想写信了，也有时间写信了，可是突然想到巴黎是多么遥远啊，这让我的心一阵揪痛。

H:亲爱的，这是一封又长又无聊的信。请不要因此而生我的气，不要不写信给我。

M:你听上去很寂寞，所以我要赶紧回信。

M:我们在罗马城墙附近的荒野上走了一会儿，想到你4月来时这里会春意盎然，不由得心生羡慕。

M:我会很快再写一封真正的信。我很想你，非常爱你。

“她们书信中的那种柔情表达了一种接近于浪漫情感的友情，虽然与性无关，但也不是完全柏拉图式的友谊。”

“这是一个幸存者的故事：令人振奋，不是因为它有个美好的结局——故事是没有结局的——而是因为她们可以尽情从彼此的才能中获得快乐。”

“玛丽麦卡锡和汉娜阿伦特就像两个女学生，手挽着手，压低了嗓门议论着操场上那些男孩（还有女孩）滑稽可笑的动作，她们是如此贴近生活，这让有关她们的其他一切都有了可信度。我们跟随着她们二人，行进在遥远的几乎无法航行的思想之河上，思考着我们这个时代的精神生活，因为我们知道，这两个探险者手中始终会保留着火种。”

《朋友之间》读后感(五)：朋友之间，友谊之间

“请代我向海因里希问好，祝你们的夏天快乐如故。现在，我们和这里颤抖的树木一起正在等待即将到来的肆虐的暴雨，它会很快过去，有时甚至会忘记到来。” ——玛丽·麦卡锡，1959年

读《朋友之间》，很多场景总是莫名想起《末路狂花》里的塞尔玛和露易丝，一个冷静严肃、章法有度，一个热情奔放、随心所欲。这跟汉娜·阿伦特和玛丽·麦卡锡的故事如此神似，不同的是后者更像是在精神领域体验着两人相伴的旅途。

这本书信集属于二十世纪两位杰出女性：汉娜·阿伦特（1906-1975）——二十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玛丽·麦卡锡（1921-1989）——美国杰出作家、评论家、政治运动家。书信集共分为五部分，收录了自1949年至1975年阿伦特去世期间两人上百封信件。在这些信件里她们辩谈时事，更探讨文学、创作历程，倾诉情感，它们充满了智慧和思辨，同时不乏真诚和亲密。这本书用一种私人而真实的方式，展现了两人的政治、道德、文学观和思想脉络，更为我们示范了一种漫长而独特的高贵友谊。

平心而论，这本书并不好读。首先当然正如本书编者卡洛·布莱曼所说“遍布其中的人名、地名、事件（当代和古代的都有）、书名、文章名以及宣言”，这些庞杂的背景知识并非单靠维基百科就能理清它们的脉络，更需要还原其时代和生活语境，由此把握他们之间盘根错节的关系甚至某些隐藏在人名、地名下秘而不宣的会心一笑。显而易见，对于一个普通读者而言这无疑是困难的。其次，如何把握几百封信件中的生活琐碎日常也是阅读本书时不可避免的问题。大量的日常生活细节并不因为二十世纪两位杰出女性的描述变得更为有趣，它们似乎也在不断验证着拉金式的琐碎庸常——这也恰是生活的本质，许诺的“黄金般的奖赏”并不时时出现，生活以这种方式考验着包括杰出灵魂在内的所有人的耐心。

然而，静心倾听阿伦特和麦卡锡两人的声音，存在于书信字里行间的持续三十年的友谊逐渐在我们眼前清晰起来。1944年，两人在纽约曼哈顿的莫雷山酒吧第一次见面，麦卡锡一瞬间被初到美国的阿伦特所吸引：“她充满了活力，一种让人激动的不同寻常的活力……她给我带来快乐和惊奇。” 两人的故事自此开始。

书中记录的第一封信来自阿伦特，1949年写给麦卡锡，称赞其最新完成的小说《绿洲》：“写得太好了！你完成了一部名副其实的杰作。” 就是如此，她们的很多信件探讨各自的创作。麦卡锡面对《极权主义的起源》不仅衷心赞扬这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人类思想方面至少领先了十年”；同时也会指出阿伦特使用英语时的不规范表达，表达自己对于极权主义的异议。在很多信件里麦卡锡也会主动提出为阿伦特的著作进行校对编辑，以期更符合英语表达习惯。麦卡锡也会在面对创作题材的选择与顾虑，向阿伦特求助该做何种选择时，收到阿伦特细心认真的分析和鼓励：“不要把蚂蚁和蚱蜢扯到你的决定中来。不管怎么样，别去理会以前的人怎么做，他们常常是错误的。”

两人的友谊亦在面对彼此不同的观念和立场时呈现出坚定又珍贵的样态。阿伦特接受《纽约客》邀请去耶路撒冷报道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之后写出《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关于平庸的恶的报道》，将自己抛到舆论的风口浪尖。这时，麦卡锡及时站出来，给予阿伦特无私无畏的支持。在《众声责难》中，麦卡锡这样写道：“对于我来说，《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虽然有恐怖之处，但却令我精神振奋。我很坦白地说，这本书让我感到快乐，我在里面听到了赞美歌——不是表达对极权主义的仇恨，而是一种超越世俗的颂歌。” 麦卡锡在陷入感情和婚姻的桎梏之时，阿伦特也用她超凡的理性和真挚的感情，以超越女性特有的感性和脆弱的视角，带给麦卡锡莫大的慰藉。“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爱你的人对你不残酷，尤其是他也是用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时。” “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改变任何东西……这只是女孩子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你要么愿意接受原来的他，要么趁早离开。” 阿伦特这些关于爱情的观点显然不同于热情又渴望变化、期待随时都会到来新感情的麦卡锡的态度，然而我们却能在这些话语中感受到阿伦特对于爱情和男女关系的精准认知。

此外，对文人的评头论足也是两人通信的一个主题。两人相互推荐各自的阅读趣味，她们笔下谈论过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纳博科夫、杜拉斯、君特·格拉斯……看似闲聊间都是智慧的闪光。麦卡锡会在读完《微暗的火》之后兴冲冲告诉阿伦特纳博科夫是“第一个把怪异的新文明变成艺术品的”，而后收到阿伦特的回应：“纳博科夫身上有些东西我非常不喜欢，他似乎总想炫耀他有多聪明，总觉得自己比别人更聪明。” 麦卡锡也在读完《铁皮鼓》后询问阿伦特对格拉斯的看法。在这里，我们看到的不像是政治家和作家的讨论，她们好似脱下了神圣外衣，变成更为亲密，更为私人，属于闺蜜间的趣味和好恶的试探和交流。

一位出生德国，最终定居美国的政治家；一位出生美国，却对欧洲充满天生向往，最终定居巴黎的作家。两人像是完成了一次出生和身份认同的对调，在此期间，两人都在欧洲和美国之间不断飞行、停歇、寻找最适合自己的第二故土。于是便能看到她们对那些城市真切的感受：“罗马的天气似乎是罗马人生活中亲密的一部分”；把“旧时光的优点和现代生活结合在一起”的苏黎世：“在每个街角，都能看到上了年纪的男人和女人在卖采自山谷的百合花束、阿尔卑斯山的玫瑰、亮蓝色的龙胆草以及香气袭人的水仙花”；“伊萨卡岛美极了，就像荷马诗篇里描写的一样——这是无人涉足的西方世界，绿意葱葱，神秘的海湾笼罩在薄雾之中，玫瑰色珍珠般的云彩倒映在平静的水面上。” 这些诗意又真诚的文字像是在眼前铺展开来的画卷，我们在这些信笺中也以同样频率的呼吸感受着她们的城市。

两人的友谊源于一次偶然的会面，然而持续三十年的情感显然不能依附于同种偶然，需要信任、付出和爱。所以在她们的信件中，随处可见：“我已经好几个月没有给你写信了，我总想着要写一封值得你看的信。” “我得慢慢习惯你不在身边的日子，我很想念你。我正开始有点儿担心你，想着要给你写信但还没写的时候，你的信就来了。” “昨天我收到了你的信，这是最好的圣诞礼物。”

正如阿伦特在写给麦卡锡的一封信开头所言：“我写这封信不是因为我想写信，而是因为写了这封信我才可以收到你的回信。” 《朋友之间》这部书信集正是为我们展现了这样一段高贵又沁人心脾的珍贵友谊。我们没有理由不相信，要不是1975年阿伦特因中风而突然离世，她们的通信绝不会停止。她们的友谊则延宕多年，依旧鲜活于世。

《朋友之间》读后感(六)：友谊断想，《朋友之间》读后

1

书信集不太好读，不是因为难，而是因为太日常琐碎。即便是名人通信，若无作传或研究的动机，也较难读下去。除非双方文笔俱佳，其通信又在文献价值之外，另有一番被“看”的意义，比如此书，不但是通信，也是一出友谊的戏剧。

2

友谊这事不是理念造就，而是生活所得。常人生活一世，未必能遭逢深切的友谊。怀疑主义者自然可以说，若从某个拔高的意义上看，友谊并不存在，或是，真正的友谊就是我们所曾经历的，其他纯属虚妄。但理智者总须承认，未亲历的并不一定是捏造，未通达的也许始终是潜在的可能。借助于“看”，人们超出一己有限的生活，所看的内容是是可能性，也是存在的镜像。借助于观看，我们接近友谊，在满足与缺憾中，度量自己的生活。

3

米南德曾说（蒙田也深以为然），只要能遇到朋友的影子，就算幸福了。可见，在他们看来，友谊实在很稀缺。当然，几乎任何东西的古典标准都很高，跟希腊人相比，罗马人算是标准低的了，可西塞罗却说“友谊只存在于好人之间”，又说“我说的‘好人’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的行为和生活无疑是高尚、清白、公正和康慨的；他们不贪婪，不淫荡，不粗暴；他们有勇气去做自己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按这标准，陈浩南和山鸡之间的关系肯定算不上完美的友谊。其实，光是好人在一起还不一定就产生友谊，因为好人与好人之间也存在性情是否相合的问题，因此他最终定义说，友谊就是“对有关于人和神的一切问题看法完全一致，并且相互之间有一种亲善和挚爱”。我们可以将这种高标准看作是一种渴求，渴求更好更高的东西，在友谊中，这种渴求便是渴求另一个自己，连同这本来的自己一同成为更好的人。

4

这不止是古人的渴求。现代人西蒙娜·薇依如是说——“完美的友人，就是两个人在大部分时期交往频繁，并彼此始终做到完美的公正。一个正义的行为，就是友爱在两个人之间的瞬间闪现。”西塞罗和薇依说起友谊都要说到神或公正，以此否定友谊只是两个或多个人之间的伙伴关系，而是某种协同向上。用薇依的原话说，完美的友谊就是“进入中间项为神的三项比例”。这也就是说，友人之间的关联不是任何“复数第一人称”的关联，它是情感关联，也是精神关联，生意伙伴之间的关系不是友谊，同胞血亲之间的关系不是友谊，自由人的精神相遇与和谐才是友谊。

5

“你谈到中世纪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那时的人不会因为自己属于特权阶级而感到良心不安：确实如此，但这是因为构成这个社会结构的基础是‘信奉上帝的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对于他们来说，尘世生活的重心在于未来的平等。所以下层阶级没有怨恨，上层阶级不会良心不安。在死亡面前，所有的人都不再有阶级差异。”在友谊中，谈论神性之物是必不可少的，因为那是你与我的内在核心。

6

一个作家，一个哲学家，她们彼此要见上一面都要事先约期，筹划行程，在欧洲和美洲间飞来飞去，然而，这并未影响她们的亲密感。正是这种亲密感是友谊最切肤最现世的部分，它在偶然中产生，却不能靠偶然维持下去。只要想想我们自己曾经的那些亲密关系如何日渐疏离，便可了解有多少生成中的友谊生于偶然，死于偶然，因它们从一开始就寄生于偶然，所以又带有了一种必然落没的面目。而她们不同。某日，汉娜写给玛丽——“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件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请原谅我这么想。可是你想啊，早餐时我们吃着你带来的美味果冻，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果冻；晚上我们喝着你带来的葡萄酒。在早晨和晚上之间的时间里，我读着（或整理）你为我修改过的文稿。这样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身边的人，你为什么还要给她写信呢？”某日，玛丽写给汉娜说：“写这封信只是想问候你一下。没有收到你的信我有点儿担心”，她们有时候表达相互之间的感情就像是一对情侣，这是女性的特权。她们在信中亲密无间地交流着各种文坛和知识界的八卦，八卦促进亲密感，在交流中双方似乎签署了秘密协议，就像两个校园里的女孩子，偷偷地对周遭的男生女生品头论足。但这并不稀奇，许多“友谊”都浸在八卦里。所以，我们又诧异地听说，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就像我们总是听说，男人和女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谊”，有的只是暧昧或嫌弃。这是没办法的事，人们以为自己的世界是唯一真实的世界，往往理解不了想念就是想念，并非探听，八卦可能只是感到世界有趣，而不是为了抬高自己。

6

挣脱偶然，表达和交流必不可少，越是深入，就会越是将两个人拉得更近。表达和交流都须是其本来面目，出自渴求，并非一种表演。汉娜长篇大论地写道：“最主要的谬论是相信真理是经历了思考过程之后的结果。相反，真理一直是思考的开端，思考一直是没有结果的。这是‘哲学’和科学之间的差别。科学是有结果的，而哲学从来没有。思考是在体验了真理之后开始的。哲学家和其他人的区别在于哲学家不会放弃思考，但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是唯一拥有真理的人。认为真理是思考的结果这种想法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也许可以追溯到苏格拉底本人。如果我是对的，如果这是一个谬论，那么它也许就是西方哲学中最古老的谬论了。”她写了这么多，不是为了表现自己的博学与深邃，而是因为她渴求让玛丽知道她的这些想法，她想要告诉玛丽，甚至借助于告诉玛丽，她更多地思考了真理问题。关于耶路撒冷的审判，玛丽写信给汉娜——“我会认为艾希曼愚不可及，对我来说，愚蠢并不等于智商低。我很同意康德的观点，他说导致人愚蠢的不是大脑功能有问题，而是因为邪恶的心灵。这样的人麻木不仁、思维迟钝、缺乏把事物联系起来的能力而且通常还会伴有‘动物’的狡诈。人们会认为思想空白是一种选择，是由人的内心或道德意志决定的——是一种主动的偏好，这也解释了人们为什么讨厌愚蠢的人，但在面对一个真正智力低下的人时却不会有这种感觉。一个乡下的白痴也许远不如艾希曼愚蠢，所以过去人们才会把‘简单’等同于心地善良。白痴当然也可能会思考，他也许想得很多，也许比大多数人想得还要多，因为他缺的是其他思维能力，他也会‘把事物联系起来’，但这和形成有逻辑的思想链是不同的”。她并不是要向汉娜表明她自己是个有想法的人，她只是在思想这个问题，并想要将这思想写下来给亲爱的汉娜。或许我们可以说，友谊不是社交界的事，表达与交流不同于表现欲。我们回想自己的日常交谈，或者干脆打开一个无论什么微信群，就可以看到这种区别。过多的表现欲，几乎不自觉的表演，没有交流，因为无物可用来交流，在这里，谈论友谊是十分可笑的。

7

对于那些真的有交流之热望的人，孤独比“友谊”更可取，当友谊阙如之时。

8

友谊要求守望相助，同时又涉及正义，这二者亦敌亦友。在阿伦特因《平凡的邪恶》而备受攻讦时，玛丽·麦卡锡挺身而出，而当麦卡锡陷于舆论困境中，汉娜·阿伦特也不会坐视。在这种彼此守望中，情谊是重要的，正义也同样重要。这并非是说拥有友谊的一方就拥有了正义，而只是重复一个古老的教训——不要为你的朋友去做任何不义之事。正义是什么？柏拉图说，正义就是给人他应得的。其结果就是，你将成为我的镜子。

9

玛丽写给汉娜——“我的小说进展顺利，但是每当我写到性的时候，你总让我良心不安。我在描写一个有关色诱的场景时，你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停’。这种想象中的抗议非常有效，我只好重写，把原来女主人公的视角改换成男人的。不过，我担心你还是不会喜欢，我一点儿都没有开玩笑。”这会让我们再次想起西蒙娜·薇依智慧的话语。

10

不过也得晓得，不可滥用“正义”。

《朋友之间》读后感(七)：几则岁月片段

翻罢这本书最大的感触是为通信双方而感到幸福，两人多年来彼此天南海北、东奔西走却始终如牵线风筝般不曾断了联系。随时能畅所欲言，永远都无话不谈，毫不顾忌表达自己内心深处的焦虑与疑惑，一切尽能和盘托出，无论怎样惊天大事，都能被对方稳稳接住。这真是友谊最迷人、最强大的地方。也因为只在两者之间，除了谈论彼此的事情，也不免提到他人，同样袒露自己最真实的想法，这些片段也令人印象深刻。节录几则。

以赛亚·伯林

玛丽1953年4月10日致阿伦特，写于美国阿萨诸塞州维尔福利特，当时阿伦特在普林斯顿。玛丽信中谈到剑桥，便提了一句，“以赛亚·伯林也在那里，我想你一定也会喜欢他，真的。他像一只精明的鸽子，很有道德感，注重家庭，但也许不够勇敢”。（60页）

海德格尔

阿伦特1954年8月20 日致玛丽，写于纽约。玛丽前封信就自己正在撰写的新小说与阿伦特讨论认识论的问题，阿伦特在这封信中有所回应。提到不少西哲史大咖，也出现了阿伦特后期著述的核心——“判断”。“怀疑的习惯始于笛卡尔，只有在他身上才能找到最初的动机：他担心在整个存在的背后不是上帝而是魔鬼，这是真正的焦虑。在霍布斯那里，你能找到现代主义推论的持续发展。康德：已经努力摆脱整个困境。你问：我们生活的条件是什么？在康德看来，对于他，也只是对他而言，人最高级的能力是判断（不是笛卡尔的推理，也不是像黑格尔那样不断得出结论）（我觉得休谟不那么有趣）——尼采：当然，尤其是从他后期用具有误导性的标题发表了《权力意志》之后。但是还有查拉图斯特拉。——然后是克尔凯郭尔那篇并不出名的关于笛卡尔式怀疑的小论文《怀疑一切》。最后一个，但也同样重要的是帕斯卡。在现代哲学家中，我认为海德格尔是最有趣的一位，因为他试图把尼采思考个透，但同时又牢记哲学的整个传统。”（74页）

保罗·蒂利希

1956年夏天玛丽坐船前往希腊途中遇到了神学家保罗·蒂利希；她8月从威尼斯写信给阿伦特，提及此事。“我在途中和蒂利希有过非常不愉快的经历。我下次要和你谈谈他。我知道你会觉得这事很傻，但他确实让我精神上受到了刺激，我当时没有意识到，但后来花了十天才恢复过来。我病了，虽然生理上没有任何问题。我还不至于幼稚到为一个宗教人士出现他所说的“异教徒时刻”而惊讶，但他也实在太自以为是了，以为自己是上帝的化身。我还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这么自负又自卑的人。比如说，他要去希腊，他就会引用他学生的话“神谕抵达德尔菲”。他还认为是他带来了坏天气，就像约拿一样。如果我说“今天是暴风雨天气”，他会回到说，“我要说这是‘蒂利希天气’。”你觉得他妻子怎么样？我一点都不喜欢她。也许你喜欢。她这个人非常沾沾自喜，细长干瘪，像个饱经风霜的轻佻女人。这两个人表现得自己处处有理，我可怜他们，尤其对他，那种厌恶的可怜。”（96页）

伊丽莎白·毕晓普

阿伦特1957年夏芝加哥大学教书，同时撰写《人的境况》一书，在6月7日写给玛丽信中，提到“毕晓普和她的巴西朋友来过，那个巴西朋友是个了不起的女人，你也许认识。如果不认识，你应该想办法认识她。她非常有趣，一肚子好玩的故事。”毕晓普是玛丽·麦卡锡的大学同学，后来一直写诗写游记，20世纪20、60年代与自己的同性伴侣住在巴西。

纳博科夫

1962年6月玛丽在巴黎，这月1号写给阿伦特的信中提及，“我非常喜欢纳博科夫的那本书（指《微暗的火》），书评写得非常卖力，而且很开心。我很想知道如果你看了这本书会怎么评价，对于我来说这是本世纪文学作品的瑰宝之一。绝对耳目一新，虽然也能在里面看到《洛丽塔》《普宁》以及他的其他作品的影子。这本书是关于学术圈的，非常有趣，但同时读来也让人难过。我觉得它比任何其他我读过的书都更深刻描写了美国以及美国的‘新’文明，这也是我读过的书中第一个把这个怪异的新文明变成艺术品的，就好像把《主祷文》刻在针尖上一样。它就像个谜团或游戏，读懂它需要好几个人合力才能完成，这对于现在这个群居的时代来说实在再合适不过了。我跑遍了巴黎，去图书馆，去找懂俄语的朋友，找懂德语的朋友，找懂棋术的朋友，结果就神奇地激起了他们对这本书的兴趣，就像他们通过我间接被它的火给点燃了。这种感染力正是这本书的特点。这和看《芬尼根守灵夜》完全不同，因为你在查找《芬尼根守灵夜》中内容出处的时候还是会停留在文本里，可是纳博科夫书里吸引你的那些东西本身就是很美的——稀有的鸟类和蝴蝶，星座的运动，奇怪的棋局，来自蒲柏、莎士比亚、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歌德等人作品的片段……我还远远没能对这本书作深入分析，非常希望能听到其他人的补充。”（218页）

雷蒙·阿隆

同上一封信中还写道，“除了有关阿隆的传闻外，其他就没有什么新鲜事了。听上去他是个唐璜式的花花公子，用各种不能兑现的承诺来引诱他的女学生。其中一个女学生写了一封控告书，她引用了他的原话，他承诺如果她肯和他上床，他就“和她手挽手去参加官方宴会”，由于没有达到目的，她现在要报复。我的一些朋友说，这是他碰到的第二个疯狂的姑娘，第一个曾试图通过自杀来使他难堪，其实是假装自杀。”（219页）

萨特和波伏娃

1964年4月2日阿伦特写给玛丽，自芝加哥。“我读了尼克拉写萨特的文章，因为这篇文章我真是太爱他了。这几个星期以来我在读波伏娃的《环境的力量》（1965），我把它当做睡前安眠药。这是我这么多年来读过的最滑稽的书，难以置信竟然没有人批评过它。我很不喜欢萨特，我觉得书中描述的痛苦是他罪有应得。她对他忠贞不渝的真爱是在对她不利的情况下唯一可以抵消一切的东西，真是非常感人啊。我觉得我能理解萨洛特的”恶意“，和这些有权有势的人生活在一起一定不是件容易的事。局外人看很容易看出其中滑稽的地方。”（280页）

奥登

1970年11月初阿伦特的丈夫海因里希去世，阿伦特遭遇巨大的丧偶之痛。当月22日她自纽约写信给玛丽。“我现在正坐在海因里希的房间里，用着他的打字机，这让我有一种贴近他的感觉。奇怪的是，我从来没有失控过。也许这是一个僵死的过程，也许不是，我不知道。

奥登来过——看上去像个流浪汉，我们的门卫陪他一起来找我，怕他不知道会干什么。那天晚上实在太奇怪了。（千万记住，下面的话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他说他回到纽约是因为我，说我对他非常重要，说他非常爱我。我尽力让他冷静下来，他也确实冷静下来了。我的看法是：他原本想去牛津，结果遭到拒绝（我猜的），他很绝望，想另找一个可以忍受的地方。我知道他需要我留下他，但我也知道我不能这么做，也就是说，我必须拒绝他。直接告诉我，这种事在他不是第一次了，我是说他被拒绝的事。想到这件事，我建制心烦意乱。但我不能改变注意，那样不亚于自杀——事实上比自杀还要糟糕。我最迟明天要打电话给他，关于他发表在《纽约客》上的诗。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他离开的时候已经完全醉了，踉踉跄跄地冲进电梯，我没有送他。我讨厌、害怕怜悯的感觉，一直以来都这样，我从来不知道还有谁曾让我产生过如此强烈的怜悯感。”（407页）

奥登

1973年9月28日奥登去世，9月30日身在纽约的阿伦特写信给玛丽再次提到这位自己曾经的诗人好友。“我还在想着奥登，想到他的穷困潦倒，想到他请求我留下他时我拒绝了他。荷马所，上帝给人带来毁灭，这样才会有诗歌和回忆。海伦在《伊利亚特》中说，宙斯嫁祸于我和帕里斯，‘这样一来，未来的岁月里，我们将成为那时人们的歌’，还有特洛伊国王的王后海丘巴（在欧里庇得斯的作品中）在被即将掠走成为奴隶时说——安慰自己？——没有这个灾难，‘我们将默默无闻，无人颂扬，未来的人会把我们遗忘。’唉，他既是歌者，也是被歌唱的故事。可是上帝知道，这个代价太大了，任何人只要头脑正常都不会愿意付出这样的代价。最糟糕的是，至少在我看来，他在最后几年里拼命假装自己‘很幸运’。”（509页）

海德格尔

1975年8月22日身在瑞士的阿伦特写信给玛丽，谈自己此行欧洲的感受。“我去了弗莱堡，回来后心情非常压抑。海德格尔突然之间变得很老，和去年相比变化很大，耳朵聋了，性情冷淡，变得非常不好接近。这几个星期我的身边全是突然变老的老人。我不知道是否告诉过你，我的第一任丈夫（君特·安德斯）突然露面了——状态很糟糕。他告诉我，他现在的妻子——一个美国女人，钢琴家——离开了他。他住在维也纳，孤身一人。他看上去非常苍白憔悴。还有摩根索：打电话给我，说要来一个星期。几天后，中风了，只能取消。后来知道不是中风——可能是严重的疑病症，加上无能医生的错误诊断。安妮也不好，高血压。再就是约翰森，本来打算来我这里，结果写信说得了冠心病——对于他这个年纪来说这有点太夸张了。我不太相信，他酗酒过度，也许是不想承认自己喝垮了身体。……如果不是因为海德格尔，这些事大概也不会这么让我伤感。”（567页）

《朋友之间》读后感(八)：【转载】同道同行：汉娜·阿伦特与玛丽·麦卡锡

文/章艳

一

这是两个在外人看来无论是背景还是个性都截然不同的女性，就连她们多年共同的朋友及出版人都评论“难以相信这两个女人能成为朋友”。汉娜·阿伦特（1906-1975）是出生在德国的犹太裔思想家和政治理论家，一九四〇年代为逃避纳粹迫害逃亡到了纽约。玛丽·麦卡锡（1912-1989）是美国作家，活跃于纽约知识分子社交圈，最擅长在其小说和评论文章中冷嘲热讽，以毒舌著称。

一九四四年，她们初遇于纽约曼哈顿的一个酒吧。那时，阿伦特刚到美国三年，在美国朋友眼中，她传递着一种权威，代表着更加古老深刻的欧洲文化。作为海德格尔和雅斯贝尔斯两位哲学大师的门生，阿伦特这位对诗歌有着特殊爱好的思想者，“具有在现代黑暗时代的废墟中进行诗意思考的天赋”。我们不难想象麦卡锡很快被她身上的那些特质所吸引。相比之下，麦卡锡的才华还远未得到认可，她那种极尽挖苦讽刺之功的特长并没有得到很多人的欣赏。但是，阿伦特显然并不认为麦卡锡的智识有任何逊色之处，她让麦卡锡校读修改自己的书稿，她们之间的话题除了女人之间常有的嘘寒问暖和闲话杂谈，更有关于文学、政治、哲学、伦理的深刻思考和交流。她们在精神层面高度契合，互相欣赏、信任和尊重，在困难中表现出对彼此无畏的忠诚，留下了一段传奇友谊。这样两个才华横溢甚至恃才傲物的女人如何能够延续一段如此持久的友情？既令人羡慕又令人好奇。卡罗尔·布莱曼编辑的《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玛丽·麦卡锡书信集》为这个问题提供了最真实准确的答案。

二

阿伦特长麦卡锡六岁，在她们的关系中，她既是朋友又是导师。在她们的通信中，麦卡锡总是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问题向阿伦特全盘托出，包括她在写作中遇到的障碍、她的婚姻情感危机、她的健康状况、她的作品所受到的不公正评价，她把这一切向阿伦特倾诉，希望从她那里得到支持和点拨。

一九五六年麦卡锡和一位英国书评家陷入情感纠葛，阿伦特一方面对麦卡锡受到的欺骗表示同情，一方面以哲人的冷静进行了分析。她把那个男人的撒谎称为“幻想型谎言癖”，她认为，这种谎言癖重点在幻想，“对自己的出身撒谎，假装自己是英国的贵族”，这是对英国的讽刺。这种谎言只和事实有关，所以最终会真相大白，但是，“如果一个人撒的谎是关于他的‘感情’，他是绝对安全的，谁会发现呢？”阿伦特认为有两样东西也许可以“拯救”他：一是女人，可以帮他获得某种被尊重的感觉；二是才能，而且必须是一种无人能比的才能，可以掩盖其他所有一切。她近乎冷酷地进一步分析，对于这样的男人，自我毁灭是一项持久而光荣的任务，这比拯救自己更加光荣，也许也更加有趣。他可以自娱自乐，但不能把别人拖下水。她得出的结论是：“所以，他必须把你吓跑，他是知道这一点的，因此才采取了非常极端的手段达到这个目的。当然，这么做很残酷，但是你不能指望一个爱你的人对你不残酷，尤其是他也是用残酷的方式对待自己的。爱情中的平等从来都是件可怕的事。同情（不是怜悯）也许是种美好的情感，但爱情里没有这种东西。”一九六〇年，麦卡锡和华沙美国大使馆的外交官员詹姆斯·韦斯特开始了一段疯狂的跨洲恋情，阿伦特深表忧虑，她再次坦诚地告诫被爱情冲昏头脑的朋友：“请不要欺骗你自己，没有一个男人会因为一个女人去改变任何东西，不管是性格或是习惯，这只是女孩子们一厢情愿的幻想罢了。你要么愿意接受‘原来的’他，要么趁早离开。”阿伦特很少讨论情感，但面对麦卡锡的情感纠葛，她不能不表明自己的态度，联想到她和海德格尔的往事，这番话难免让人唏嘘，不难发现这是她的肺腑之言。

阿伦特始终关注麦卡锡的作品，并给予非常中肯积极的评价。对于经常成为恶评对象的麦卡锡来说，阿伦特的肯定无疑给了她莫大的安慰和支持。麦卡锡的《她们》于一九六三年八月出版，成为她最成功的作品，但成功也使麦卡锡成为众矢之的。阿伦特在信中安慰麦卡锡，“妒忌心是恶魔”。阿伦特认为，《她们》出版后纽约知识分子对麦卡锡的攻击是妒忌心和群体思维所致。她认为这本小说是麦卡锡向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过往”说再见的告别之作，“文字非常漂亮”，且“非常有趣”。随着友谊的加深，阿伦特对麦卡锡的作品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她对《美国鸟》的评价已经没有了旁观者的距离，“在你所有的书中，这是最不具‘社会性’或者说最不关心社会的，也是在语气、表现形式和思考方式方面和我最接近的。如果你仍然打算把这本书献给我，我会感到非常高兴，请原谅我之前不可原谅的沉默”。在《美国鸟》受到恶意攻击之后，她一方面告诉麦卡锡有哪些人喜欢她的书，以此给她鼓励；另一方面她提出要写篇文章，让出版人把文章印出来发给书商或书店来支持麦卡锡。

在二十五年的岁月中，阿伦特充当了麦卡锡的情感顾问和哲学导师，也见证了她日臻成熟的写作才华，是她坚定的欣赏者和支持者。正如书信集的编者卡罗尔·布莱曼所说的，“她对麦卡锡这位最亲近的美国朋友的忠诚以及绵长的情谊为麦卡锡提供了一个精神家园，让她可以一次次地寻求庇护”。

三

麦卡锡在评论阿伦特《黑暗时代的人们》时，不仅注意到那些故事中“神秘的北欧风格”，而且还提到“友谊在里面起的作用，这是一种同道者的友谊，新手上路，大家挑着行李一起同行”。她的这种把“同道者”的友谊区别于“亲密关系”的洞察让阿伦特欣喜。正如该书的编者布莱曼指出的：“对这两种关系的区分是很耐人寻味的，我们在阿伦特的文字中很少发现亲密态度的流露，即使是在她给玛丽·麦卡锡的信中。这不得不让人怀疑，亲密关系对于她来说并不重要，而亲密关系所带来的苦难几乎是一种普世的体验，所以也不值得一写。或者，如果这样的体验触动了她的神经，那么说得越少越好，直到有一天这种体验成为笔下的故事。”

阿伦特曾说过，严肃的友谊是使生活获得意义的东西，她强调不能把友谊和对“单一个体”的浪漫爱情混淆起来，因为对于她来说，后者会成为“两个人的极权主义”，会使两个相爱的人周围的世界消失。在她看来，友谊是对生存维度的延展，是在生活舞台上的共同创造。在这个意义上，麦卡锡正是一个可以延展其生存维度的人。在为麦卡锡的《思想回忆录：纽约1936-1938》写的前言中，她们共同的朋友伊丽莎白·哈德威克认为，阿伦特“把玛丽看作是一个珍贵的美国朋友，也许是她在这个国家能找到的最好的朋友，在她的性格里，有一点点美国西部精神，有一点点罗马天主教的影响，她既是古典的，又是属于新世界的，她是一个像拉赫尔·法恩哈根那样的沙龙女主人”。

作为小说家，麦卡锡对于感性世界具有浓烈的兴趣和敏锐的观察力，衣服、装饰、食物、风景、八卦、文学、政治，所有这一切都会成为她书信中津津乐道的对象，这使她的信总是绘声绘色，非常有趣，信息量极其丰富。她长期生活在欧洲，成为阿伦特新旧家园之间的一座桥梁，她的书信为阿伦特提供了了解欧洲文学、文化和政治的第一手资料。

相比于沉醉于理性思考的阿伦特来说，麦卡锡具有更丰富的生活经验，她毫不掩饰自己在这方面的长处。一九七五年，阿伦特因为“为欧洲文明所做的杰出工作”获得松宁奖，应邀到丹麦哥本哈根领奖，麦卡锡特地嘱咐她为出席颁奖仪式买条新裙子，阿伦特非常听话地买了裙子，并写信向她汇报。

在她们的关系中，麦卡锡对阿伦特表现出更多的尊重和崇拜。在这本书信集中，我们总能看到这样的文字：“我总想着要写一封值得你看的信”，“我不想写无聊乏味的信给你，我想把自己藏在酒店的房间里，就像一个肮脏的包裹一样，这样我喜欢的人就不会看到我了，其他人我无所谓”，“比尔说你不知道我为什么不写信给你。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想应该是因为你对于我来说太重要，我不愿写一封不值得你读的信给你”。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麦卡锡心甘情愿地把自己放在了一个崇拜者和求助者的位置上，她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情感问题展露给阿伦特，这其实是女性友谊中的一大要素，表现了她对阿伦特的极大信任。从表面上来看，麦卡锡是求助者，阿伦特是施助者，但从情感需求角度来说，两者是同样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正是麦卡锡的坦诚和信任成为她们友情私人空间的强大粘合剂。

麦卡锡的坦诚也表现在她对阿伦特作品的态度上。阿伦特的权威，不论是在道德上还是知识上，都没有阻止麦卡锡对她的思想提出质疑，尤其是当她的思想晦涩难懂，同时又和麦卡锡本人的现实感产生冲突的时候。在麦卡锡写给阿伦特的第一封信中，她赞扬《极权主义的起源》是“一部真正了不起的作品，在人类思想方面至少领先了十年”，但紧接着她还是指出：“书中确实有些不规范的表达⋯⋯再版时也许应该更正。”她的这种态度——热情的赞扬和坦率的批评，在后来的二十多年里一直贯穿于对阿伦特作品的评价中。阿伦特经常把未出版的书稿寄给麦卡锡校读，麦卡锡是个苛刻的读者，总是会提出很多意见，而且毫不隐瞒自己的不同见解。她不迎合奉承，尽管她尊重阿伦特，但更重要的是以一个“同道者”的身份与阿伦特相处。在她们这些往来的书稿修改和评论中，既体现了两个知识分子的自信和独立，又体现了两个知心朋友的信赖和坦诚。

麦卡锡是个敢爱敢恨的人，这一点同样表现在她对阿伦特的友谊上。一九六三年，阿伦特因为写作了《耶路撒冷的艾希曼》遭到了狂风暴雨般的猛烈抨击，当时麦卡锡自己也因《她们》受到纽约知识分子的恶意围攻，即便如此，她还是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发表文章为阿伦特辩护。由于法国《观察家》报曾发表过对阿伦特表示恶意的文章标题，麦卡锡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们的约稿。阿伦特在苏格兰的阿伯丁进行吉福德讲坛的系列演讲期间，麦卡锡精心研究了阿伦特的演讲日程以及自己的时间安排，排除很多困难，多次飞机辗转，去听了系列讲座的第一场和最后一场，“我觉得能够听到你系列演讲的第一场和最后一场非常有意义，这是有意义的形式”。

对于两个同为知识分子的女性朋友，事业上的支持和帮助无疑让她们达到了更高层次的精神契合。阿伦特在世的时候，麦卡锡是她的“御用编辑”，在阿伦特去世后，麦卡锡放下了自己未完成的《食人者和传教士》手稿，开始对阿伦特还只是笔记的《精神生活》（吉福德演讲稿）进行编辑和注释。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她花了三年时间。她在“编后记”中写道：“这是非常艰苦的工作，但它给了我和她对话的机会，虽然只是想象之中的，有时候，就像她活着时一样，我们几乎要吵起来。⋯⋯我会非常想念她，感受着截肢后的痛苦，直到再也感觉不到痛。我知道她已经死了，但同时我又可以清晰地感觉到她在这个房间里的存在，在我写作的时候倾听我的文字，也许沉思地点点头表示赞同，也许无聊得拼命忍住哈欠。”相比于众多文人相轻相斗的轶事，难怪布莱曼忍不住地赞叹她们的友谊“在现代知识分子中无人可以媲美”。

如果说很多人在读这本书信集之前，会有麦卡锡“高攀”阿伦特的感觉，这也是她们同时代一些朋友的评价；但读完这本书信集一定会有完全不同的感受：遇到麦卡锡何尝不是阿伦特的幸运！

四

阿伦特在一封讨论题为“社会与文化”的信中写道：“趣味是‘组织’的一种原则，也就是说，趣味不仅决定我们会喜欢哪些东西或者这个世界看上去或听上去是什么样的，而且还决定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会和哪些人相亲相近。⋯⋯我们通过自己的喜恶认识彼此。”这句话也解释了她和麦卡锡之间的友谊为何可以长盛不衰。

尽管阿伦特和麦卡锡在表面上看起来个性迥异，实质上却不无相同之处。据一位她们共同的朋友描述，在她认识麦卡锡和阿伦特之前，她听说她们都是不好相处的人，但实际接触之后却发现她们非常温和、自然。她们“不好相处”的名声主要来自她们的爱憎分明。阿伦特曾反省自己不好相处的毛病：“我有一个同事，我已经认识他几十年了，现在突然知道他有习惯性撒谎的毛病，没有什么特别原因，常常是一时兴起就许下空头承诺，只是为了能带来好消息。对于这样的事，照理我没有理由感到那么厌恶。唉，只是反应过激，但这样很难与人相处。”麦卡锡的毒舌更是谁也不饶，这让她在文学界树下很多敌人。然而，她们对于朋友却总是表现出真诚的关切，她们经常在信中讨论她们共同朋友的健康问题。她们彼此之间也表现出最温暖的一面，麦卡锡写给阿伦特：“亲爱的汉娜，我真的非常想念你。想到你，我有一种想家的感觉。”阿伦特写给麦卡锡：“天知道我为什么今天要写信。我写过数不清的信给你——感谢你，想念你，每次想到你都更添一份亲近和温柔。问题是，为了给你写信，我得停止想你，思念是件多么轻松的事，而写信却如此麻烦。请原谅我这么想。可是你想啊，早餐时我们吃着你带来的美味果冻，那是我吃过的最好的果冻；晚上我们喝着你带来的葡萄酒。在早晨和晚上之间的时间，我读着（或整理）你为我修改过的文稿。这样一个无时无刻不在身边的人，你为什么还要给她写信呢？”读着这样的文字，谁又能不为她们之间那份真挚的友爱感动呢？

但是再亲密的朋友也难免会有误会和摩擦，书中提到这两位杰出的女性也会像小女孩一样揣摩对方心思，初读不禁莞尔，再读更添感动。一九七四年麦卡锡邀请阿伦特去她在卡斯廷的家，送别时发现阿伦特走过登机口时头也没回，感到很难过。她在信中写道：“我们之间的友情正在发生变化，或者已经发生了变化，我认为我的这种感觉不是因为过于敏感或胡思乱想。”阿伦特收到这封信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给麦卡锡的回信中承认自己不够敏感，甚至有些迟钝，她恳切地对麦卡锡说：“看在上帝的分上，玛丽，千万别这么想，求你了。我这么说，当然是为了我自己，因为我爱你，但我想我这么说也是为了你。”对于两个坦诚相待的朋友，误会和怀疑根本没有悄然滋长的机会。

阿伦特的丈夫海因里希去世后的四年多时间里，她们的通信占了整本书信集的三分之一。在海因里希去世之前，阿伦特很少在信中谈论自己的情感，但在他去世之后，她时常向麦卡锡表达内心的痛苦和脆弱，读来尤为感人。海因里希去世后不久，她写道：“我大概没有告诉过你，在过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担心他会突然离去。这种担心常常几近于恐惧。现在，这些担心和恐惧都不复存在，心中只剩下了一片空白。有时候我想，失去了身体里的这种沉重感我已经没法走路了，这是真的，我感觉自己在飘。我无法想象未来，想到未来的一两个月就会让我头晕目眩。”面对朋友们一个接一个地离去，她感到了悲凉：“我得承认，我现在很不喜欢这种秋风扫落叶的残酷景象。虽然变老并不意味着，像歌德说的那样，‘渐渐从人群中离去’——这我无所谓——我在意的是这个原先到处都是熟人面孔的世界渐渐地（其实是突然地）变成了一片陌生的沙漠，一眼望去都是陌生的面孔。换句话说，离去的不是我，而是这个世界在消逝——这是和歌德完全不同的观点。”如果说在一九七○年以前的文字里，我们读到的更多是一个坚强理性的阿伦特，而在最后几年的文字中，我们看到了她柔软感性的另一面。

除了私人空间的亲密关系外，作为知识分子，她们对于公共事务的社会责任心也是使她们的友谊保持持久活力的重要因素。在她们的书信中，她们分享着对麦卡锡主义、数次美国总统选举、肯尼迪被刺、越南战争、艾希曼审判、水门事件以及法国一九六八年五月风暴等重大社会政治事件的见解和观点。一九六○年代，美国政治局势动荡不安，社会秩序混乱，阿伦特考虑和丈夫移居瑞士，但麦卡锡请求她不要放弃美国这个“新共和国”。阿伦特显然听从了这个建议，并完成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政治的作品，如《论革命》（1963）、《论暴力》（1969）和《共和国的危机》（1972），对宪法与人权法案中所蕴含的政治原则进行了批判性思考。同一时期，麦卡锡践行了阿伦特提出的公民义务，积极参与反对越战的活动，并亲赴河内和南越。麦卡锡曾感慨“什么样的生活造就什么样的人，这是不可轻慢的真理”，也许我们也可以说，“什么样的朋友造就什么样的人”。

五

阿伦特和麦卡锡从盛年共同走进老年，一起经历了人生中最为重要也是最为丰富的阶段，读她们书信中那些关于生命、疾病和死亡的感悟，仿佛亲历了她们的人生，在心灵上已与她们亲密无间。当一九七五年阿伦特因为突发心脏病去世时，相信每个读者都会有失去朋友的悲痛，或者说，是失去了两个朋友。和小说不同的是，这样的结局不可能有任何改变，甚至不可能有任何想象的空间，生命的结束意味着文字的终结。所幸的是，这本书信集完整地保留了这两个杰出女性二十五年里的所思所想，以及她们的快乐和悲伤。

对于研究当代欧美文化史和文学史的人来说，这本书显然能够提供弥足珍贵的史料。她们在书信中谈论的朋友和熟人大多是闻名于哲学界、文学界和出版界的人物，她们亲历了一系列重要的历史事件，并且以知识分子的责任感和洞察力对这些事件进行了独立于政治利益的评论。然而，作为一本朋友之间的书信集，再精彩的历史事件也只是她们存在的背景，真正吸引我们的还是这些书信的主人，是她们之间那份真挚热烈的友情。对于当今这样一个“朋友”一词要么泛滥成灾要么暧昧不清的时代来说，阿伦特和麦卡锡之间互相欣赏互相尊重彼此忠诚的友谊作为一种美好的向往，让人格外艳羡。

文中所有信件引文均出自《朋友之间：汉娜·阿伦特、玛丽·麦卡锡书信集（1949-1975）》

原载于《书城》2017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