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一根网线将男孩李渔和富家女安颖连接起来。李渔追随安颖到上海、加拿大……在异国相爱三年后，热情冷却，分手很久后，李渔才发现，打败自己的不是现实。
深秋的一天，安颖在网上联系我，说她不想活了。
她刚去圭尔夫，安大略省那个偏僻安静的城市。她住学校公寓，公寓外有一片树林，乌黑阴森，矗立着像堵墙。她每天沿墙边往返，风从那里翻涌出来，发出口哨一样的尖啸，突然间又变得鸦雀无声。这种骤然宁静让安颖感觉孤独。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她想到了死。
但那时在我看来，所谓孤独，都十分矫情。人生在世，想吃就吃，想爱就爱，不该有太多顾虑，也没什么不可能。我说，你感觉孤独，一定是晚饭里加了太多盐，吃饱了撑得太闲。安颖只回了一个字：滚。
第二天，她又主动找我，她想让我陪她说话。她说有些事，只能告诉我这种半生不熟的人。她想死是因为她根本不想来加拿大。但她父母离了婚，她爸爸准备娶一个新老婆，比起在家面对那个女人，她只能来加拿大。最后她说，谢谢你，放心吧，我现在已经不想死了。
我和安颖在一个文学网站上认识，我在北京读书，安颖在上海，那时我沉迷写作，安颖正是读者之一。我们常在网上聊天，因为我的毒舌，她常常气到不愿搭理我。后来安颖有事来北京，我们顺便在西单图书大厦下见了一面。安颖出现时我没看到她，等看到时这丫头已端端正正站在面前，我的烟抽到一半，一哆嗦，半寸烟灰落了自己一身。
她白得像日本艺伎，鼻子高高隆起，嘴唇很薄，穿一身淡绿色薄衣。风一吹，露出玲珑轮廓。柏油路上是歪七扭八的光影，她站在光影中央，像一抹绚丽的颜色，刺得我眼睛疼。
后来据安颖回忆，那时我头发油腻，面容黢黑，手指被烟熏得焦黄，站在角落里目光诡异（我近视）。见面的第二天，她回了上海，从此音信全无。直到她去加拿大。
整个秋天我们都在聊天。圣诞节她回国，约我见面。我问她为什么来北京，是不是特意来看我，她翻了个白眼，说正好在北京转机。
可走到清华大学门口时，她又说，也不能排除她来北京和我有一些关系。我问她是什么关系，她就不说话了，只盯着我看。我被她这么一看，紧张得不知所措。
我没能说出口对安颖的喜欢。安颖太美好了，美好到让我无法确定自己能不能抓住。19岁时，我对周遭一切充满了一种不确定感。我会坐在太阳底下看云，想象自己忽然抓着云的尾巴，但人怎么可能抓住云的尾巴呢。
那天在清华园，安颖就是这朵云。
那次见面后，有几个月，我和安颖谁也没联系谁。
整个春天我都怅然若失。暑假我去上海实习，常在傍晚穿过城隍庙步行到外滩散步，一天站在西岸扶着栏杆，忽然听到有人喊我，抬头，是安颖，她回国在上海一家学校实习。
这回相遇纯属偶然。我们穿过外滩的人海，一直走到两条街之外。走着走着，我叫安颖停下，我想抽根烟。安颖站在路灯下等我，风吹着她的裙摆，裙摆下两条长腿肤白如盐。灯光在她的脸上像一粒一粒的沙，我想触碰这些灯影，指尖沿着她的额头，划过她的眼，她的唇，一直划到脚底。这种想法让我身上汗渍渍的难受。
那天之后，我经常去见安颖。她实习的学校在市区往西，下了高架桥有一条弯曲的河，河水水面上浮了厚厚一层油脂，散发着刺鼻的化学味道。
每个傍晚我沿着这条河走到学校门口，等安颖来找我。我们穿过一座小广场，一条狭长的湖，湖岸上有几条长椅，我们坐下，正对着夕阳聊天。
安颖坦诚地说她在圭尔夫有个喜欢的人，叫陈西洋，他们一起吃饭，看电影，逛公园。圭尔夫有太多公园了，公园里生满了绿油油的草，踩上去软绵绵的，像床垫子。他们坐在草坪上看松鼠出没，手中的面包和坚果往地上一抛，松鼠就聚了一群。安颖说整整一个春天，周围松鼠让他们喂得又胖又肥，但春天一过，陈西洋就不来了。
我们坐在石椅上陷入无言，街对面粉红色的霓虹招牌一闪一闪，我听到安颖的呼吸声起起伏伏。一个小女孩跑来，抱着几支玫瑰，我买了六七支，安颖不要，我说我让你拿着你就一定要拿着。她抱着玫瑰，像一个抱着桉树叶发呆的考拉。我情不自禁地亲了她一口。我们站在那条街上拥吻，周围寂静无声。
实习结束，我回了北京。接下来两年的很多个夏天夜晚，我从北京出发，坐Z字头或T字头的硬座去上海，找暑期回国的安颖。见面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小旅馆，我们迫不及待地蜷缩在棉被里，赤身裸体彼此拥抱。安颖很瘦，她躬着身体，后背上脊柱凸起来，我轻轻抚摸这一段段关节，不用多久她会安静地睡着。
有时我醒得早，偷偷在洗手间里点上一支烟。出来时，安颖靠在床头等我。盯着我的眼睛问我会不会一直爱她，她害怕我有一天会离开，她爸爸就离开了她妈妈。
我说我不会像她爸爸那样， “你看，我就要去加拿大了，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原想在国内等安颖回来。没等到她归来，2008年，我去了加拿大。
出发前，我去安颖家见她父亲。我穿着廉价西服，剪短了头发，脸刮得干干净净，被安颖牵回家。安颖家挨着高尔夫球场，一栋复式楼房，一层是客厅和佣人房间，楼上是卧室和书房，楼上还有一个露台。她爸腰板笔直，目光锐利，如同伦琴射线把人照得透透亮亮。他问我为什么想要去国外。我说出国是为了开拓视野，增长见闻，最后才拐弯抹角透露一些实话：当然也有安颖的缘故。他开始频频点头，说安颖从小脾气大，我一定要多关照，和她好好相处。
夏末，我登上飞往加拿大的客机。刚到加拿大，我住地下室，那栋灰色的房子在伊丽莎白大街和斯通路的交叉口，半截建在坡上，半截埋在土里。屋里一张单人床和小书台，墙上开了个气窗，每天过了下午两点，阳光消失，房间里乌漆麻黑什么也看不清。我每天在地表以下吃喝拉撒，活得像只鼹鼠。
安颖第一次过来时，皱着眉头，说地下室里有一股烂菜叶子味。她猫一样贴着我的皮肤嗅，一脸嫌弃，说不光空气里有，连毛孔里都有。她一礼拜来几次，我们从早到晚赖在床上。床像一叶狭窄的威尼斯小艇，要被我们摇晃得散了架。
到了冬季，我在圭尔夫老街一家日料店找了份帮厨的工作。在店里，我围着头巾，穿着日式衣服，见人进来就用蹩脚口音喊一句“衣拉西衣马斯”，我就会两句日语，另一句是“八格丫路”，连起来念就是“欢迎光临，傻X”。实际上，店里没一个日本人，老板是广东人，老板娘是马来西亚人，不光卖寿司也卖韩国泡菜，这家店到底正不正宗可想而知。
安颖知道我打工已经是几天之后。那天我回到家，她一脸不高兴，不让我进门，也不让我亲她。我也来了脾气，掉头就走。她追上来，说她不是生气我去打工，而是生气我瞒着她去打工。我说我打工又不是为了赚钱，我是去体验不同的生活方式。
安颖信了。她不知道我缺钱，我也没必要告诉她。
在店里，一开始我经常会想安颖，刷碗时想，切三文鱼时想。后来我就不想了，这份工作很忙，我要同时假扮日本厨师，假扮日本服务生，假扮日本洗碗工，假扮日本厕所清洁员，四个人的角色都靠我一个人演。工作忙，我又睡不饱，安颖说我面色灰暗，双眼青紫，如同患了不治之症。
我安慰她，“放心吧，很快一切都会好起来。”
夏天，她回国，我独自留在日料店操劳。我在加拿大没有朋友，最缺钱时，偷偷从咖啡店员手里买过期食品吃。我经常感到孤独，也常常想念安颖，幻想她回来时，我要给她准备一个惊喜。后来日子一久，脑子里只剩下“衣拉西衣马斯”和“八格丫路”，别的都想不起来。等到安颖回来时，我什么惊喜也没准备，什么也没发生，除了我们吵了一架。
吵架都赖陈西洋。我知道，安颖独自在加拿大生活时，陈西洋常从多伦多来看她，他们从小就认识。更重要的是，安颖曾经喜欢陈西洋。
临近安颖23岁生日，我第一次见到陈西洋，安颖爸爸托他捎来女儿的生日礼物。三人约在多伦多一家中餐馆见面，陈西洋似是看出我的局促，开始刻意找我聊天。但不论他说什么，我都冷淡地敷衍过去。
气氛尴尬，安颖开腔暖场。她说我喜欢看书，看过很多的书。陈西洋问看什么书，我说以前看尼采和叔本华，现在偶尔翻翻《金刚经》和马克思的《资本论》。实际上，我当然没有读过这些书。
陈西洋却来了兴致，他说你也研究过马克思，这可太好了。他开始大谈法兰克福学派，又说自己不认同法兰克福学派，更喜欢黑格尔，觉得黑格尔的某些观点和道家有异曲同工之妙。
他问我，李渔老兄，你觉得呢？我点点头，“嗯”，赶紧喝了杯水。我喝水是因为沮丧，感觉在陈西洋面前，我像个文盲。
等回到圭尔夫的家，我一直阴着脸不说话。安颖歪着头说，你不会是嫉妒他了吧？我大声说傻X才嫉妒他，“我是觉得你们一直偷偷有联系……鬼才知道你回到上海时，你们是不是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安颖愣了一下，脸色先是发红，继而发白，最后一巴掌糊在我脸上。
也是从那一天起，我的生活就没什么好事发生了。
我丢掉了工作。店里失窃，老板说他知道我没偷钱，但失窃这件事我脱不了干系。他的逻辑如下：小偷从后门溜进来，而我工作那天最后一个出了后门，鉴于我无法证明还有别人走过后门，也没有别人能证明我确实关了后门，因此我就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说完，整个店里的人都盯着我看。
我把衣服扔在地上，说：“X你妈，老子不干了。”
那之后，我开始无所事事，只要在家就从早到晚缩在被窝里。安颖来看我，总要先收拾房间，然后站在床前，冲着床上就是一脚。
我们一直争吵，争吵不出结果，就做爱。做爱时她十分温顺，呢喃着说爱我，不要我离开加拿大。我说我没想离开加拿大，但这样下去迟早饿死。她说我可以花她的钱，可我并不想花她的钱。她又说要不你搬家吧，换个地方，再住这里人就发霉了。房租她先付，等我有钱了就还给她。
春天，我们搬去城市正中心的一栋水泥楼里。其实我不怎么想搬家。对我而言，住在地下室还是住在城中心没什么两样，无非是在地下室里做爱和在高楼上做爱的区别。
我依旧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我十分想家，想象自己站在北京的十字街头，西服革履，捧着电脑，再大步匆匆地走进写字楼。这才是我该有的样子。
但我现在在圭尔夫。我在中餐厅重新找了份工作，依旧是服务员兼职清洁工。安颖忧心忡忡，说李渔，你来加拿大什么没学，光学刷马桶和洗盘子了。我说傻X才乐意干这个，但我不干这些干嘛？
中餐厅的工作从每晚十一点开始，到凌晨四点结束。顾客大多是酒鬼，三五成群盘踞在店门口，每天都有口角和斗殴发生。打完后，所有人一齐去小巷里撒尿，有人站着，有人蹲着，剩下一地骚气给我们收拾。
第一天下班时回家时，安颖哭了，说李渔你不要去了，我不想你这么辛苦。我说一点也不辛苦，放心吧。
我知道那段时间，安颖很孤单。白天只要在家，我都在睡觉，傍晚醒来才能和她说说话。我醒来时蓬头垢面，叼着牙刷从卫生间走出来，安颖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看书。她距离毕业已经不远，而我毕业还遥遥无期，她希望我不光想着打工，更要专注在我读的保险专业上。有时她问我学校的事，我歪着头，想不出学校有什么可说的。
偶尔安颖会叹一口气，她说她开始害怕我们的未来。我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话，只能亲她一口，告诉她一切都会好起来。
未来没有好起来。我们之间沟通越来越少，后来索性连做爱也少了。她瞪着眼睛面无表情，我也敷衍了事，后来敷衍也省了，见到床，倒头就睡。
我们不说分手，也不谈将来，就在那栋公寓之中，没滋没味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夜晚。
安颖毕业时，我又见到她爸。老头招呼我去体育馆外。安颖叮嘱我要陪他好好聊天，但我沉默时多，说话时少，老头就吸一口烟，说上三两句。烟抽到一半，他郑重其事看着我，说小李，那你以后是怎么打算的？我说，我先看看能不能找一份正经工作吧。
老头摇了摇头，说小李啊，男人还是要有事业心，这样才能让人看得起。我只能唯唯点头。
没想到不久后，他也问了陈西洋相同的问题。那天，我和安颖和她父亲一起去多伦多，还是上次那家中餐厅，陈西洋也在，就坐在老头身边。
老头问他毕业后做什么，他说他正在一家事务所做审计。陈西洋家里做进出口生意的，从机器到化妆品应有尽有。但陈西洋说起家里的生意总是无所谓的样子，他说反正自己对外贸没什么兴趣，做审计也是暂时的，自己更想做个投资人，已经看好了几个项目，准备投资了。
一谈到生意，老头也来了精神。安颖偷偷踢了我几脚，嘱咐我插话。我说我觉得自己多余，你们三个在一起倒是挺完美，安颖不再搭理我，我就独自一杯接一杯喝茶。
晚餐结束，陈西洋开车把我们送到酒店。老头拉着安颖出门散步，我站在窗口，他们并没走远，就在门外街灯下，安颖情绪激动，对着她爸爸大声嘶吼。回来时两人表情严肃，安颖眼睛像是被蜜蜂蛰了，我知道她刚刚哭过，但她就是不说原因。
第二天，我们送老头登上归国飞机。回家路上，安颖对我说，咱们私奔吧。
我们找一辆列车，上车便走。火车慢慢悠悠，我们各怀心事，对着空气发呆。我们在蒙特利尔下车，这座城市在一座岛上，旧城区布满石头做的老房子，穿过铺满石子的老街，一直走到圣劳伦斯河。
安颖累了，坐在草坪上，眼前的河水变成一片灰布，安颖说这条河让她想起上海。上海也有这样一条河，我说我记得那条河，就在你实习的大学旁边，我经常在那条河边亲你呢。
我又亲了她。她嘴唇冰凉，手也是凉的，像是两块冰，捂也捂不热。天黑了，河水变得乌漆嘛黑一片，安颖受了冷风，发起烧来。我背着她走了两条街，才找到一栋破旧的小旅馆。夜里，安颖不停喊冷，她想要抱我，我们脱得精光，拥抱着，像被粘在一起的两片叶子，扯也扯不开。她问我，如果我们分手了，你会怎么办？
刚在一起时，安颖这么问我，我会说我们不会分手。到了加拿大，我说如果分手，那我和她搞破鞋也不会放过她。但那个夜晚，我无论如何也说不出这些话。我告诉她，如果分手了，我只希望她过得比我好。
我以为她会跳起来甩我一记耳光，但她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天快亮了，她开了口，李渔，你现在可真的是个混蛋。
第二天我们回了圭尔夫。没过多久，安颖回了上海，我再没有见过她。
但我一直在试图联系安颖，从分手那天就开始了。我成了偷窥狂，每天在网络上寻找她的蛛丝马迹。我看到她把头发挑染成淡黄色，穿着精致的职业套装在格子间忙碌，她买了一辆奔驰，周末驾车去玩滑翔伞或跑去湿地看鸟。
我每天发私信，早上发，晚上发，狂轰滥炸一个礼拜，安颖一直没有回应。我渐渐对此不再有指望。我搬了家，换了新的工作，买了一辆老爷车，每天穿梭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忙忙碌碌依旧不过勉强糊口，但至少不用拼命熬夜。
2011年，和安颖分开一年后，我准备搬去多伦多。圭尔夫实在荒凉，一个人住常常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搬家前，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给安颖写很长很长的消息。过了很长时间后，我终于明白，所有的外在崩塌都来自内在的软弱。我没有做好准备迎接生活的折磨，一切就注定要被我亲手毁掉。所以，我必须要对她说一声对不起。安颖依旧没有回复我。
那之后，我没有给安颖再发过一条消息。
刚去圭尔夫时，那个因我打工我们爆发争吵的夜晚，我送安颖回宿舍。她宿舍门口有一条小路，入冬后鲜有人迹，我把她扛起来，她顺从地、像个软绵绵的麻袋被我托在肩上。穿过森林时，风吹过树梢，像口哨一样响起来，我问安颖：“你听，你现在还害怕么？”
安颖说她不害怕了。森林也罢，风声也罢。但她现在更怕另一件事。我问她是什么，她却不说。很久后再去问她，安颖说她根本没说过这些话。至今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害怕什么，还是一切只是我的幻觉。
- END -
撰文 | 李渔
编辑 | 崔玉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