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三胎后，张艺谋妻子陈婷在社交平台发文——“提前完成任务”。
因为她已经与张艺谋一起生育了三个小孩：张壹男、张壹丁、张壹娇，其中长子张壹男已经成年。
随后张艺谋工作室互动回应，发了三个“努力加油”的表情包。
而就在同一日。
还有另一件与张艺谋有关的事也在发酵。
有媒体曝料：张艺谋再次起诉曾经的老板兼合伙人张伟平。
案由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
事情要放在一起看。
很快就有网友在这条新闻下联想到了张艺谋7年前的天价超生罚款。
2013年，张艺谋被演员何珺举报超生，随后在2014年初被相关部门处以748万的天价罚款。
同年张艺谋起诉了张伟平拖欠其电影《三枪拍案惊奇》应得票房分成1500万。
曾经在影视圈呼风唤雨的张伟平因此在2019年被法院限制高消费，成了“老赖”。
因为“超生事件”之前，中国电影圈的第一大瓜正是张艺谋与张伟平闹得轰轰烈烈的“兄弟决裂”。
于是有人说张艺谋超生被“点”，是张伟平的策划。
张艺谋的“御用”文学策划周晓枫在历数张伟平“十宗罪”时也曾单方面提到：张伟平“策划了爆料超生事件”。
事情真相到底如何已经很难去探究。
举报张艺谋的何珺公开澄清：“此事与张伟平根本没半点关系，我俩也不是亲戚”。
本来是好兄弟和搭档，最后却要“老死不相往来”。
如果将张艺谋庆祝“三胎”和再度起诉张伟平这两件事放在一起：
这不单是7年前中国电影圈第一大瓜的延续，更是踩到一个中国影视行业讳莫如深的“陷阱”：资本对创作者的“霸凌”。
“二张”“冯王”和“信马由姜”
当年张艺谋和张伟平是怎么认识的呢？
最早是1989年的一个饭局上。
张伟平看到同桌的巩俐“没完没了地给张艺谋夹菜”，这让他很羡慕导演这个职业。
两人有一句没一句地聊，最后聊成了朋友。
但他们真正开始合作拍电影还要等到1996年。
因为张艺谋的新片《有话好好说》被资方嫌弃，撤回了投资。
有话好好说
最后是张伟平拿来2600万搞定了钱的问题。
结果呢，《有话好好说》上映后还是赔钱了。
只是作为商人，张伟平嗅到了不同的味道。
《有话好好说》4000多万的票房让他觉得这个市场如果运作得当，大有可为。
于是第二年，张伟平砸了1000万成立新画面影业公司，他任董事长，张艺谋任艺术总监，出于信任两人甚至连合同协议都没签一份。
二张几乎开了中国知名导演与资本深度绑定的先河。
再加上差不多同一时期冯小刚与华谊王氏兄弟的联手，以及后来稍晚的姜文马珂组合。
中国电影开始进入资本时代，逐渐告别过去大制作仅出自传统电影厂，社会资本小打小闹的局面。
但问题很快也接踵而至。
二张合作之下张艺谋接连拍了《一个都不能少》、《我的父亲母亲》、《幸福时光》三部文艺片。
拿到一座威尼斯金狮，一座柏林银熊，还捧出一位章子怡。
但都不怎么赚钱，甚至赔钱，张伟平投资投了个寂寞。
尽管后来他对外声称投张艺谋就不图回报，是兄弟义气。
然而在商言商，张伟平很快就在“大片时代”开启了自己“粗暴”干涉张艺谋创作的强势模式。
拍《英雄》虽然创作以张艺谋为主，但李连杰、梁朝伟、张曼玉、章子怡、甄子丹、陈道明这个通杀华语电影的阵容背后少不了张伟平的“指手画脚”。
接着力求趁《英雄》热度打铁的《十面埋伏》则让张艺谋深陷“口碑危机”。
但张伟平的干涉还在不断加码。
2006年拍《满城尽带黄金甲》，张伟平强行塞给张艺谋一位周杰伦。
好在周董演技在线，也是只比原剧本多出一个角色来，所以没出大问题。
不过等到2009年的《三枪拍案惊奇》就没这么幸运了。
张伟平强行塞进整个赵家班，要求以当年爆红全国的小沈阳当男主。
很多年后小沈阳自己都曾反思：当年拍电影什么都不懂，以为和二人转一样，甚至连机位都找不到。
于是这么一部“花花绿绿”的电影成了张艺谋职业生涯最惨的一次失利。
由此，二张之间关于资本和艺术的矛盾抵达顶峰，接着就是最后一根将其压垮的稻草《金陵十三钗》。
其实不止张艺谋与张伟平。
当年姜文的投资人马珂对媒体说：“姜文信我，我由着他”。
让“信马由姜”的说法流传于江湖。
但当《一步之遥》血亏上亿后，马姜二人的合作还是逐渐退出了舞台，到《邪不压正》时，站台的就只剩姜文自己了。
同样，冯小刚与华谊的合作尽管至今依旧保持着紧密联系，但冯小刚与华谊在资本市场上对赌失利，赔偿华谊2亿多也是事实。
能不能站着把钱挣了？
电影需不需要资本。
答案是肯定的。
但面对资本，中国导演基本呈现两种状态：
一是以张艺谋为代表的，妥协。
作为一位拍文艺片出身的导演，张艺谋不止一次说过：“我更多想通过电影表达我自己对生活的看法。”
《三枪拍案惊奇》翻拍自好莱坞科恩兄弟的黑色电影《血迷宫》。
本来张艺谋想拍一部严肃的悬疑片。
但当张伟平为了“流量”一股脑塞进整个赵家班时，它不得不变成一部“闹剧”。
因为资本的强势，妥协了拍摄的初衷。
而冯小刚和周星驰的妥协则是在票房“对赌”压力下，开足马力生产电影。
保量的同时不一定能保质。
就像姜文有段流传很广的话：
“电影应该是酒，哪怕只有一口，但它得是酒。”
“你拍的东西是葡萄，很新鲜的葡萄，甚至还挂着霜，但你没有把它酿成酒，开始时是葡萄，到了还是葡萄........不能仅仅满足于做一杯又一杯的鲜榨葡萄汁。”
在资本压力下，导演们纷纷把电影都拍成了“葡萄汁”，还是兑水的那种。
而把电影当酒拍的姜文，恰好变成了资本面前中国导演的另一种代表：硬刚。
《让子弹飞》那个拒绝3000万白酒植入的“典故”，让姜文形象变得又高又硬。
但其实大众只看到《让子弹飞》姜文的功劳，忽略了电影背后资本一定程度对市场的平衡。
这种硬刚到了《一步之遥》，姜大爷就彻底“信马脱缰”了，开始了自己不计市场代价的放飞自我。
拍的电影又回到了大多数观众看不懂的状态，而市场失利会带来两个后果：
一是没人投钱拍片了。
二是下一部电影资本投入时，可能要求干预更深，否则不给钱。
那关于资本和艺术的合作有没有正面案例？
有，我们隔壁的韩国人。
90年代中期韩国电影人明确提出了一个“优质电影”概念：
既最大限度活用类型片框架、明星体制，但又要兼顾导演的个人风格，成为得到大众认可的高质量商业电影。
翻译过来就是：既要讨市场欢心给资本以回报，又要坚守导演的创作初衷，达成平衡。
而这种模式的集大成者，就是奉俊昊的《寄生虫》。
横扫戛纳、金球、奥斯卡的同时，它又是一部制作成熟好看的商业电影。
这就要求资本必须懂电影，尊重电影规律。
而电影人也要软硬“兼施”，既尊重资本对回报的天然需求，也要坚守自己对创作的态度和底线。
所以，资本其实是把双刃剑。
正是因为它的这个属性，长久以来在中国电影圈讳莫如深，就像隐秘的痼疾。
它的好，电影人不屑提及；它的坏，电影人也不愿翻到台前。
直到多年前二张关系的彻底“拉爆”，才第一次赤裸裸将资本与艺术的“矛盾”扔到地上。
怎么拍电影？
拍什么样的电影？
我们是时候做选择了。
文/红猪看电影编辑部：打个大气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