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有圣母,据说她从来不曾有过淫秽的想法,她从始至终就是一个处女,她不经过与男人的交合就生下了耶稣,堪称纯洁无瑕的道德楷模。这使人不禁怀疑,是否远在2000年前,人们就发明了人工受孕的技术?
不过人类学家首先关注的不是所谓的道德问题,而是生存与死亡这样的大问题。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无所不能的大自然看来,个人的生还是死并不是个问题,人类永存的关键是繁殖后代。尽管所有的有机体最终都会死亡,但并非所有的有机体都能繁殖后代。而且在能繁殖后代的有机体中,有些繁殖的后代数量更多。
按照这种观点,心理学家又从演化的角度继续思考下去:可以想见,考虑到女性的繁殖能力有限,那些认真挑选配偶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更为成功——她们有更多的孩子存活下来,又去繁殖自己的孩子。而那些挑选配偶不太认真的女性祖先繁殖就没有这么成功。
男性刚好相反,那些追求和利用每一次交配机会的乱交式的男人繁殖就更为成功。如果他们频繁地变换性伴侣,其后代可能不容易存活,但是这种质量上的不足可以用数量来弥补。所以,当今的妇女——正如这一演化学理论所预测的那样——在选择性伴侣时比男性谨慎得多。她们要求男性伴侣聪明、友善、有名望、有养家糊口的能力、经济条件好、性情稳定等等,而男性选择女性伴侣则不会这么苛刻。与此同时,女性也不像男性那样对随便、不忠诚的性行为感兴趣,或者说,女人在两性关系中表现得更谨慎,更矜持。
看到这里人们也许会说,这种情况早已经过去了,现在的女人在两性关系中跟男人一样活跃和主动,甚至有些女人有些时候有过之而无不及。社会学家又出来解释说,这也许是人类在避孕技术上的进步,大大的减少了女性在性行为中的顾忌和恐惧,释放了她们的自然本性。而随着人们身边所谓“不贞”的行为越来越多,人们的心理也慢慢的从唾弃、厌恶、不齿,到渐渐的变得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
与此同时,随着工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女性和男性相比在体力上的劣势渐渐变得无关紧要,她们在经济生活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越来越有自己的主动权了,她们对男人的依附也越来越少了。到了这个时候,“男女平等”就不只是一句单纯的口号了,而是具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社会文化上,这种情况突出的表现就是“女权运动”与“妇女解放”。女人们不再穿那些厚重的、遮得严严实实的衣服了,她们的穿着更加的性感、暴露,更加的有诱惑力。特别是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得风气之先的妇女们的表率作用,使她们不但要求别的平等,还要求在两性关系上的平等。她们在两性关系上变得更加的主动,她们宣称在男女关系上是双向的,不但是男人选择女人,女人同样可以选择男人。在性爱上也是对等的,不只是女人为男人带来快感,男人同样可以为女人带来快感。在中国的历史上,以前只有武则天敢做的事,现在的每一个女人也都敢做了。贞节牌坊早已经被推倒,或者当男人们要求女人贞洁时,女人们同样会反问:男人的贞洁在哪里?
其实说白了,不管是男人的“不坏”,还是女人的“不坏”,其实质都是社会规范与道德上的概念,比如对男人的要求就是老实本分,不能在外面沾花惹草;对女人的要求就是从一而终,不能随便红杏出墙。但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们的内心深处都有“坏”的种子,“坏”的基因,这是大自然赋予他们的本能。这种本能,不受社会道德的制约,只被人类体内充沛的荷尔蒙所鼓动,只被人类最原始的寻欢作乐与繁衍后代的本能所控制。
总而言之,不管是男人和女人,当他们只考虑自己的动物本能的时候,他们会希望对方“坏”一点;当他们只考虑自己的社会利益的时候,他们又希望对方“好”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