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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许多异性恋受到一种文化的洗脑：单身的同性恋比同性恋爱更容易接受，同性恋爱比同志婚姻容易接受。他们常常的观点是：“我不管他们在卧室里做什么，但是别在公共场合卿卿我我就行了。因为在公开场合，就会搞得我难受。”
“但是”才是这句话的重点。他们的潜在意思是“我已经给你们容忍了，你们就不要再蹬鼻子上脸”，我已经让渡了空间给你，你的权利是我给的，你的权利是掌握在我手上的。
在许多异性恋看来，我能允许你同性恋存在就行了，就是给你天大的恩赐，还想着大告天下，还想着结婚，做梦呢！他们把同性恋的公开行为，视作是对异性恋底线的公然挑衅。他们身上有极大的优越感。
如果同性恋情保持在地下活动，异性恋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把同性恋情想成各种不堪的结果。但是公开的同性恋情，则向他们证明，这段同性感情很成功，而且两个人都很快乐。这破坏了他们的优越感。
当异性恋要求同性恋掩饰时，他们是在要求我们变得越来越渺小，要求我们放弃异性恋所拥有的权利，最终放弃平等。如果法院只在同性恋掩饰自己的前提下才肯保障他们的重要权利——如就业权或监护权，那么法院就是在合法合理地把同性恋变成二等公民。
甚至有些基友也是这样的看法：“我们谈我们的恋爱就好，干嘛非要让别人知道，低调点不好吗？”
如果基友都低调地谈恋爱，安静地过自己的小日子，那根本就不会发生石墙运动，根本就不会有人站出来争取你原本应该拥有的权利。
异性恋谈恋爱了，结婚了，生孩子了，恨不得所有亲朋好友都知道，婚礼要隆重，仪式要场面，亲友要通知到，这都不算高调。 但同性恋说“我爱他”这三个字时，就被认为是高调和炫耀，这是明显的双重标准，是同性恋个体内部的不自信，是恐同的一种内化形式。
退一步讲，就算炫耀同性恋情又怎样？我们炫耀的是对平等的信念，炫耀的是一个信仰：那就是人类的哪种感情值得在公共空间表达出来，应该由我们自己来决定，而不是由社会或旁人来指手画脚。
02
“要什么所谓形式的婚姻，不就一张纸么，一张嘴的祝福嘛？如鱼在水冷暖自知，跟喜欢的人好好在一起过好每一天，非得搞得要全世界都知道你是同志，你要跟某个男人要结婚，搞毛线？”
同志纪录片《再见，我的新郎》，讲述了美国青年肖恩和汤姆的真实爱情故事。两人相恋六年，准备结婚生子，建立家庭。可天不遂人愿，对未来无限憧憬的这对同志情侣，由于汤姆的意外坠楼使美好生活嘎然而止。
纪录片里有一个片段，汤姆在医院抢救，由于他与肖恩不具备法律上的婚姻关系，肖恩无法去医院见汤姆最后的一眼，更无权处置爱人的遗物。由于汤姆父母的不认可，肖恩被禁止出席爱人的葬礼。两人刻骨铭心的爱，在汤姆葬礼的生前陈述中，被他父母抹去，似乎肖恩从未在他的人生里出现。
看到这一段时在想：如果汤姆泉下有知，他生前深爱的伴侣由于没有法律上的认可，被父母抹杀掉所有他们曾相爱的事实，将这份爱从他的世界粗暴地连根拔起，他会多么悲痛。
这部纪录片，给我更多关于同性婚姻的思考。同性婚姻，不单单是两个人的私事。同性婚姻赋予的权力，将涉及遗产、养育、保险受益人、手术签字、买房等许多方面。
同性婚姻不仅是一张纸，而是我在同性爱人的生命重要时刻，可以站在他身边的入场券。有了这张纸，在同性爱人身患重病时，我有资格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在同性爱人生命即将终结的最后时刻，我有资格陪伴他，拥抱他；在同性爱人离世后，我有资格为他亲自换上寿衣，为他挑选墓地，在葬礼上诉说我们彼此相爱的人生。
真爱不需要那张纸，社会制度需要。在更大的范畴里，我拥有和同性结婚的权利，和我要不要使用这个权利是两回事。前者是你是否拥有这个权利，后者是你在拥有权利之后的个人选择。前者是后者的根基，关乎到一个人基本权利的完整和平等。
另一方面，如果现行婚姻法制度未覆盖同性婚姻的内在缺陷，不少男女同性恋者因社会福利、单位压力等不得不选择“直婚”。据张北川教授的统计，中国 80%的男同性恋者最终会选择与异性结婚，也就是说中国存在大约1600万的“同妻”。由于这类婚姻缺乏感情基础，有名无实，夫妻关系形同陌路，很多人在婚后才得知对方的真实性取向，被骗婚一方不得不承受巨大的痛苦，极端的还会导致家暴。
同性婚姻的认可，将会很大程度上避免此类悲剧的再生。因为同性婚姻，意味着从法律的角度，为同性恋人群正言：同性恋不是病，同性恋不是罪，同性恋没必要再“直婚”。
回到同性恋公开示爱的问题上。我有了身为同性恋的权利，也有了说出自己是同性恋的权利。对我而言，只有当我克服了掩饰的要求时，同性恋才能从一种状态变成一种生活。只有这样，我才能真正拥有我的情感，我的文化，我的政治，我的爱人。
一个人只是想谈恋爱，只是想要在街上和爱人手拉手，只是想要没有顾忌说出自己喜欢的人，凭什么就要偷偷摸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