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是一本由[美] 芮玛丽著作，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平装图书，本书定价：24.00元，页数：395，特精心从网络上整理的一些读者的读后感，希望对大家能有帮助。
《同治中兴》精选点评：
结论简单明快，而且也显示出她的精准的洞察力。虽然有意识地做了概念辨析，但“中国的保守主义”这个问题还是没说清楚，中兴名臣的思想取向不能代替中兴的性质。不过过好在结论够炸裂，但三十字以内的结论嘛，都说得通。讲西方对中兴的看法和态度的几段价值更大。
技法像芮乃伟的老公，削铁如花。心态比玛丽苏好很多，有些幻想，但总体已经是个大姑娘。细节呈现和感觉结构的还原，很有启发。
得到APP每天听本书分享：本书首先介绍了“同治中兴”的基本概况；然后分析了同治中兴得以实现的国内和国际条件，其中国内的条件是：一个精明的、有一定现代视野和自由度的文官政府的建立，以及满汉矛盾的趋缓；而国际方面的条件则是：列强调整对华立场，以及中国的文化吸引了一些对中国亲善的外国人。接着说了同治中兴取得的四项主要成就成就，即恢复稳定，贤人政治，建立近代工业，设立新式军队。我们还总结了同治中兴最终失败的6点原因：固守以“礼”为核心的习惯法，未建立有助社会转型的法律体系；滞后的财税金融体制未跟进，未催化出新的金融业；认识不到对外贸易的必要性；在近代化进程中自缚手脚，顾虑太多；同治时期短暂出现的文官体制很快寿终正寝。最后，作者说，在意识形态上，“同治中兴”不是一次思想解放运动，而是一次全面复古运动。
个人觉得对史料的分析比较片面，成书年代久远，可以理解
看过序言余论和目录，书评也看过。有需要会回过头看看。
儒家礼教思想能兼容现代化吗？
作者比较推崇“能人”，认为在奕、曾国藩、文祥等中兴名臣的带领和推动下，晚清政府恢复了社会稳定，建立了近代工业，设立了新式军队，实现了同治中兴。但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找准变革的方向，他们只是希望修复一个以儒家思想作为运转法则的旧式社会，而不是建立一个面向未来的现代化的新式社会。所以说，同治中兴是一场复古运动，是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
当一个王朝的全方位改革失败，等待它的只有革命
如果说要举出一个例子说什么叫做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我觉得这一本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基本上就是导论提出问题，各章分头解决论述。而且结论清晰有力。
待评；“冲击——回应”，注重中国的回应
《同治中兴》读后感(一)：外交的努力与历史的重复
以阿礼国协定的失败标志19世纪60-70年代外交努力的失败，挽救晚清政局的努力也告失败，渐入危境。国民党统治时期及时对同光中兴观的继承，也就不可避免的重蹈覆辙。国民党所处地位，既是太平军的代表，又是曾国藩的积极效仿者，学习同光中兴思路。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又有对清朝革命的一面，使得其地位很尴尬。作者从西方人的角度来看晚清，强调中兴这一状态是文人的一种努力，而非结果。西方人角度来看，对中国的许多条约已经是很大让步，从现代贸易和西方经济的角度来看的确这样，但是对传统的中国来说，是莫大的耻辱。从天朝转为平等开放交往，这在观念上是很难转变的，对于当时中国外交官与西方的外交官之间的努力是巨大的挑战，他们的努力很多也没被大多数人所注意。翻译的感觉不是很顺畅
《同治中兴》读后感(二)：保守主义是谁？抵抗谁？怎么抵抗？
1、我感觉我的心是和芮玛丽是相通的。这本书的关键点是保守主义（conservatism）。同治中兴是中国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st），即基于乡村地主的湘淮士绅集团，在中国历史舞台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燃尽自己，显出最辉煌的一刻。自晚唐以来，中国士绅阶层从来没有象同治中兴时那样那么近距离的走到历史前台。这个阶层的命运有点类似陈寅恪笔下的隋唐的关陇集团。他们的特点都是军政合一，面对强大的势力的挤压下，酒下落日的余辉。
2、太平天国平定之后，由地方湘淮崛起的保守势力，打着形左实右的旗号，用西方的军工技术来巩固传统的儒家社会体系。芮氏之言“最后的抵抗”，抵抗什么呢？就是近代化（modernization）！抵抗的方式是什么呢？用近代化的形式反对近代化，套用一句俗语叫“打着红旗反红旗”。
3、和我们传统的观念相反的是，真正保守主义的大本营是湘淮地方势力而不是北京。而我们曾大力丑化的清廷（以弈诉为代表的中央）反而是近代化的火车头和急先锋。他以结束中兴的方式甩掉地方保守势力继续向近代化的路上飞奔。并于1911年被地方保守势力抛弃。
4、芮氏的观点和国内的传统观点“洋务运动是一场地主阶级的自救运动，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是基本相同的。只不过我们把地主阶级看作是全国一盘棋。其实这个进行自救的地主阶级就是指的地方上的“湘淮士绅集团”。而且不能完全涵盖北京的清廷（及北中国）以及江南的新兴工商阶层（传统教科书叫买办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在这个洋务运动中，北京、江南和湘淮方式基本一致，但目标不一致。最终必然分手。
《同治中兴》读后感(三)：同治中兴，原来有那么一回事。
一本专门论述中兴的著作。全面解读并对同治中兴做了最详尽和细致的介绍，最为深刻的是指出了（个人认为）中兴的哲学思想、灵魂和核心。中兴有其重要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时代背景：这十年是一个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要外交内困、战乱频仍的时期，但是，由于汉族优秀地主阶级人物和满族内部几位杰出的政治家（即联合起来的满汉上层阶级）的努力，清政府在经济、军事、行政、文化等方面都有了复兴的迹象。这种联合的最重要基础是满人已经成为汉文化的一部分，“儒家体系把满人和汉人统一起来，把中央官员和地方绅士连在一起”。由于这一决定性的共同的思想基础，决定了中兴的本质：上层社会的自救运动。它是在社会体系内部的调整和适应，不是一种主动的出路的寻找，自强不是为了发展经济、国富民强，为了维系这种古老而完美的制度。为了这一点，向西方学习一点皮毛也没有什么。可以看出，此时我们对于文化和制度还有相当程度的自信；而到了维新时代，康有为们已经对这些传统制度产生了怀疑，所以要君主立宪；而到了革命时代，已经是我们的文化、制度着实不行了的感觉，所以要推翻一切重来；新文化运动时，则是完全要“打倒孔家店”了。对文化和价值体系从盲目虚无的自信到迷惑再到全盘否定，差不多半个世纪的时间，这段时间也是寻觅救国救民道路最为艰辛的一段时间。
对于只读过历史教科书的人来说，本书的几处观点值得咀嚼。其一是撇清了外国商人集团和其政府对华的不同态度和政策，这是合作政策产生的背景。鉴于国内捻军、回民起义、太平军运动等形势，一个稳定而有控制力的政府是外国政府需要的，所以就有了合作政策。十年在外交上基本比较风平浪静，与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国家有有交涉但无战争，这为中兴创造了好的外部条件。其二，作者给出了中兴失败的原因。维持儒家社会秩序的需要和中国在近代社会中生存的需要是对立的。而儒家社会社会的原则和现代化社会真的不相容吗？当真是文化宿命论？这个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同治中兴》读后感(四)：清史论坛重新开啦！！！！！大家相互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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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治中兴》读后感(五)：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
第二次鸦片战争开打，两广总督叶名琛被英军俘虏，死于印度，被民间人士讥为“不战不和不守，不降不死不走”的“六不总督”。叶氏并非如此不堪，澳洲籍华人学者黄宇和为之辨诬，作《两广总督叶名琛》一书，揭示出其时处理涉外事务、自强新政的疆臣大吏进退失据的苦况。动辄得咎的处境，不仅叶名琛一人，从林则徐一直到端方，几乎无一幸免者。曾国藩在其政治生涯的顶峰受命处理天津教案，也同样被攻击得体无完肤，不得不黯然引退。
美国老资格的汉学家芮玛丽（Mary C. Wright）1957年出版《同治中兴：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1862-1874）》一书，成为美国该领域的开山之作。受制于当时的条件，以如今的“后见之明”来看，史料的利用有一定片面性，长处与短处一样突出。短处留给专业史家去批评，我们只谈谈该书较有启发的部分。
与我们的教科书不同，该书指出：“在19世纪60年代这一关键性发展时期，英国政府自身所采取的并迫使其他列强遵守的是一项不干涉及有节制的合作的基本政策”（本书第25页）。合作政策最初有两层含义：列强之间的合作；列强和清政府的合作。鉴于英国在远东存在压倒性的优势，简而言之，合作政策也就是英国支持清政府的中兴计划，保持和促进中国的尊严、独立、和平、稳定和繁荣。
书中列举了大量事例，以证明：虽然口岸商人和传教士从各自利益出发，不断敦促英国政府实施强硬的炮舰政策，但在整个60年代，无论首相、外相、驻华公使还是海关总税务司，基本上都在顶住压力，保持对中国和平的、协商的态度，希望中兴计划能够获得成功，中国转变成一个遵守西方游戏规则的国家，以获取长远的利益。然而，这个愿望在口岸商人、教会为一方，中国保守势力为一方的两个极端激动鼓荡之下，终于落空。随着天津教案等意外的发生，修约谈判在英国朝野利益集团的干扰下归于失败，列强争夺远东势力范围的活动加剧，留给清政府自主改革的时机已经过去，“半殖民地化”该来的还是来了。
中兴名臣们所作出的努力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军队的现代化，辫子军拿起了洋枪洋炮，甚至开起了新式的军舰，一时间几乎不把法国放在眼里。其余如复兴儒学、整理田赋盐政、兴修水利、整顿吏治等等，都煮成了一锅温吞水，至于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这些官办企业，除了给军队提供高成本、低质量的产品外，几乎一事无成。
用“理解之同情”的态度来看，中兴名臣个个精明强干，能文能武，在与太平军、捻军、叛乱回民作战中练就了不凡身手，但在郭嵩焘使英之前，他们都见过西方人而没有见过西方，根据第二、三手的转述，无法理解欧美国家的致强之因。我国真正了解西方的第一人严复，此时尚在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曾、胡、左、李“四大名旦”，还有朝堂之上的恭亲王、文祥们，只能从中国历史的经验出发、从固有的理念出发来看待改革，其局限性不言而喻。一谈到吏治，则重复前人的经验曰“唯在得人”；制造机械轮船，则只能想到官办；拟撤厘金则惧用度不足，而想象不到商业繁荣能增强国力，扩大税基，增加就业。郭嵩焘在众人中最为敏锐，提出鼓励民间兴企业、兴船务，与洋人争利，得不到任何支持。在传统势力十分坚固、对“蛮夷”的偏见没有消除以前，就算是中兴名臣一体同心，也无法让朝野达成共识。传统体制越成功，则改弦更张的阻力越大，经济学界有人把它称为“路径依赖”。这些“老革命”们，只能从传统武器库里面找出路，不过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传统里面是没有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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